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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节目样本分析:《中国好声音》如何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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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拍板

直到5月底,浙江卫视负责广告营销的副总监王俊还处在焦躁不安中:台里要重磅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已经确定在7月开播,可是到了那时,占广告份额最大的节目冠名还没有落实。“这个节目投入的制作成本非常高,如果没有冠名,即便启动,无论对制作方还是对电视台,压力都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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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刘欢(左)和庾澄庆在决赛现场为选手叫好

当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公司最终达成意向合作时,已是3月份。作为广告总监,王俊说他立即开始启动,向客户们推介这档节目。

“我们当时把这个节目的原版----‘The Voice’在全球的热播编了个样片给客户们看,大家对样片呈现的节目质量都比较认可。”可是,虽然浙江卫视方面努力解释,这不是以往意义上的“选秀”,但大家还是习惯于这样理解。所以客户们有一个普遍的质疑:这里的同场对决、淘汰、复活……在这几年里已经被各类选秀节目用得滥俗不堪,它怎么还可能会受市场追捧?

这次推介会上,浙江卫视也向客户们介绍了将来加盟节目的四位嘉宾。这个日后构成“好声音”重要看点的组合,在当时的客户眼里也不具有绝对的吸引力。“比如刘欢,他以前也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但都是不苟言笑的样子,客户们觉得他是不是太‘正’了?那英,虽然是‘天后’,但好像也不是眼下最流行的歌星,对更年轻一代还有市场吸引力吗?还有一些客户觉得,庾澄庆和杨坤不足够红。总而言之,各种疑虑,谁也没想到导师之间后来发挥出色、配合默契,效果会那么好。”王俊告诉本刊。

此前,与灿星公司一直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某国际著名日用化工企业,由于经济形势下滑,高层变动致使全球投放战略调整,四五月份时突然宣布放弃冠名权。得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制作团队们略带悲壮地说:“如果找不到冠名商,即使裸奔我们也要上。”冠名商没落实,广告也不尽人意。节目预计有90分钟,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定,可以有20分钟广告,第一期的广告只卖出了9分钟。

“当时真的已经快崩溃了,没有广告意味着巨大投入没有产出。另一方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申请既没有反对也没有给答复,更让我忐忑不安。”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向本刊回忆。

浙江卫视当时为“好声音”冠名权的要价是6000万元人民币。王俊也知道,这个身价在当时算“非常贵的”。表面上看,“非诚勿扰”的冠名费身价高达2亿元人民币,但别忘了,它全年一共有100期节目。而“好声音”最初计划只有10期,“折合”到每期的成本,王俊说,这个价码相当于“超级女声”顶峰时的身价。王俊告诉本刊,6000万元的身价并不是坐地喊出来的。一是它“至少8000万到1个亿”的高昂制作成本所决定;第二,他们对节目的品质有信心。但要说服客户们为这个未经过市场检验的“新生儿”一下子掏这么多钱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

王俊心里也很清楚:肯为10期节目掏6000万元的企业不会很多。与其漫天撒网,不如有针对性地物色目标客户。此时,他们多年的老客户----加多宝正与王老吉陷入一场品牌之争,从网络的口水战到现实的“肉搏战”。精明的王俊敏感地意识到,“加多宝正好需要一个媒体事件来放大品牌”。于是,正在北京开集团会议的王俊给加多宝的副总阳爱星打了个电话,阳爱星正好到北京出差,于是两人相约见面。此前,加多宝也在许多媒体投放广告,对效果并不满意。有备而来的王俊不失时机地抛出夏陈安早就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广告语:“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对方对此非常有兴趣,“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体机会”。王俊说,此前,他没有向加多宝方面提任何一句“好声音”的事,但就是这样一顿中饭工夫,困扰整个团队许久的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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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

现在看来,“好声音”另一个最大赢家,无疑是加多宝。可是当初,加多宝方面能在短时间拍板,也需要特别的魄力。“当时是我们节目最困难的时候,阳总拍板了。他说:‘这个项目正是我要的引爆点!’你看后来我们给加多宝多大的回报?10个亿都不止!”这种双赢局面,无疑是夏陈安最愿意看到的。“加多宝当时的举动,让我们感激得不行;结果现在是加多宝对我们感激得不行,追着我们后面说明年继续,冠名价格涨几倍都行,那家原本决定冠名的国际大公司,是在专门的分析团队分析后做出的放弃决定。估计现在他们的很多分析师都要反思吧!”他开玩笑说。

正式签约后仅10天左右,“中国好声音”正式开始录制。“有了6000万元的冠名,2000万元的特约,再加上9分钟的广告预售,大概有1个亿的招商,亏是亏不了。这时大家心都定了,就看下面的走势了。”王俊告诉本刊。

第一期90分钟亮相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幸福”降临得如此突然,以致大家起初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还是精明的广告部动手最快,第一期节目是周五首播的,下周一王俊便拿了这期的收视率----1.5%。王俊于是带领广告部赶紧推出了一个“特别营销”:凡在周三18点之前再签订广告合约的,还能享受老价格;过了此时段,就会提价。“这时候又有40%的广告跟进来。”供求关系的天平一下子就发生了逆转。

“反选秀”

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陈伟告诉本刊,大约是2010年9月左右,自己身边的人开始注意到国外有一个叫“The Voice”的节目正在全球热播。“这个模式是荷兰人制作出来的,我们发现收视率有点儿吓人。荷兰总共只有1600多万人口,这个节目第一期播出后的收视人口是300万,这个比例占到荷兰总收视人口的18%左右,这就相当于拿了18个点的收视份额,这是很惊人的数字。”作为浙江卫视负责节目内容生产的副总监,杜昉则告诉本刊,他发现,这个风靡全球的节目中一些理念与操作,与他们刚刚完成的一档节目有很多契合之处。

2010年春,杜昉与陈伟为他们策划的新的音乐节目,想出了一个“高端选秀”的口号。“那时候仍然处于‘超女’和选秀消费的一个低谷,大家都在慢慢走下坡路,广电总局对选秀也有了规定和限制。”放眼国际,选秀节目也是强弩之末。“‘美国偶像’在2010年已经办到第9季,连它最金牌的Simon Cowell都已经走了,收视率也下滑得厉害。这种类型的选秀也已经到了非常审美疲劳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要不要做一个‘反选秀’节目。”杜昉回忆。

反选秀是什么概念?第一,与“零门槛”选秀相反,这个音乐节目的门槛一定要高;第二,不搞海选,“所有选手必须来源于唱片公司推荐、音乐人推荐、网站推荐,也可以有好多老百姓联名提议说‘我们这发现一个人才’……”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你一定要唱得好;第三,评判权交给专业人士而不是投票海选。在杜昉的理解中,这种模式更有点像一个高级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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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视副总监杜昉

在以往的选秀节目中,只有评委有资格选选手,评委和选手之间的权利是单向的。而这一次,他们提出了“双选”的概念。“我们的灵感是从毕业生双选会来的。每年毕业季,各个用人单位都去大学开招聘会,叫双向选择会。每个单位设摊点,学生们去投简历,一个学生要投很多份简历,一个单位也会收到很多份简历。如果一个学生收到很多单位的邀请,那他就有权利挑选他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想了一个‘非凡双选会’的节目方式,用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收入麾下’、‘拜入门下’的老师收徒弟的方式。当时节目有三位老师,学员一个一个地上台唱,唱的过程中哪位老师对这位学员的表现比较满意、想要收他为徒,就把舞台上一个从天顶到地面的、印着老师肖像的巨幅灯箱点亮。当两个以上的老师点亮灯箱时,权利就反转了。如果现在三个灯箱都为这个学生点亮,那么他可以自己选择投入谁的门下。”陈伟向本刊回忆。

被这个新模式激动的年轻人马上开始制作这个后来被叫做“非同凡响”的节目。导师我们选的是伍思凯、包小柏和莫凡,他们本身都是歌手出身,也培养过像孙燕姿这样的歌手。“因为是第一次尝试,这档节目的规模和投资都比较小,也算是小规模地投石问路一下,但这两期的收视率是最好的,这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杜昉和陈伟后来在“The Voice”中看到盲选中的转椅子环节时,他们觉得这与他们设计“权利反转”的理念不谋而合。“一个人转椅子意味着我收你为徒,两个人转椅子的时候选手可以进行选择,当四个人都转椅子的时候全场都疯了----四个荷兰最棒的一线明星愿意收一个草根为徒,这个草根还挑三拣四、挑萝卜拣菜一样地选这些人,大家都愿意看到这种戏剧性效果。当然这个设计比我们那个灯箱好,因为演唱过程中你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看到老师和学生的脸,然后椅子一转他们就面对面了。这个节目在同一个舞台里实现了这个过程。”陈伟回忆。

毋庸讳言,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也是寻找新的节目形态的内在动力之一。目前国内的娱乐节目中,收视率在1个点以上的节目不超过10个,而2个点以上的“一个巴掌就数得出来”,比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只有这样一个产品,我们觉得江湖地位还不够牢靠。它像一个一流剑客,但是不能算是顶级剑客或者武林霸主。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这个更超越、更高的电视节目。”于是他们开始试着寻找“The Voice”的原版代理方。

其实,西欧、美国的节目并不是创意产业链的顶端。陈伟详细介绍了电视行业颇为有趣也颇为值得研究的一个“生态链”:就电视创意而言,其产业链的源头大多集中在荷兰、挪威、瑞典这些北欧小国家,而将这些创意规模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的,则是英国和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那些国家玩创意、玩想法,等他们的想法出来后,一般是先被英国人发现、买回这个模式,加大投入去做。英国人做完这个节目会红,但是不一定会辐射那么广。美国人商业开发能力更强,他们会加大投入来做这个节目,一旦被美国人做了,它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全球推广的产业链模式,再被推销到全世界各国。”

“中国好声音”背后的传播路径,恰恰就是这条全球创意产业链的典型代表。“The Voice”是由荷兰人约翰・摩尔(Johnde Mol)研发的,这是一个在业内声名赫赫的人物。著名的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就是他推出来的。他也是世界最大的模式公司Endemol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将自己的股份卖掉,转做一家叫Talpa的公司。2005年,他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全球最有钱的500人之一。“做电视能做到这个份上,也说明他有多厉害,人称电视狂人。”杜昉说。

“在中国,我们做电视的模式感还不是很强。我们可能有好的创意,但未必能把它变成一个形式感、设计感很标准的一个模板。但是这个‘The Voice’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范本。虽然里面的内容我们也不陌生,但是它的形式感特别打动我。椅子转不转,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编织在其中的过程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与其我们要把我们的创意都梳理成一个模式----况且我们也没有注册模式这个概念,那为什么不去找一下‘The Voice’?”

当远在中国的一群年轻人注意到荷兰的这个新节目时,美国人已捷足先登。曾做过“学徒”、“幸存者”、“极速前进”等许多节目的金牌制作人马克・伯内特(Mark Burnett)购买了版权,并在2011年4月推出了“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声”)。“美国之声”第一期收视率就超过了“美国偶像”的决赛----“美国偶像”也是数一数二的老牌选秀节目,每年的收视都是非常高的,还干掉了美国棒球大联盟的比赛。“‘The Voice’真正红起来是在美国,在美国红了之后我们更加坚定了做这个节目的信心。”杜昉说。

“对赌协议”

正当浙江卫视这边准备直接找荷兰方面洽谈版权的时候,有过一面之缘的IPCN公司CEO杨媛草找到夏陈安和杜昉。IPCN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国际版权公司,国内很多电视台的节目都是通过这一家公司买的国外版权,包括上海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湖南卫视的“以一敌百”等。电视模式公司每年会通过戛纳电视节之类的平台推销自己的产品,杜昉于是向杨媛草提了“The Voice”这个节目,“我说如果你能把‘The Voice’拿到,就给我,我一定会要的”。

杜昉告诉本刊,当时并不知道,与他们一样对“The Voice”动了心思的,还有上海灿星制作公司。刚做完“中国达人秀”的灿星也在寻找下一个节目。灿星公司是由星空传媒投资的,总裁也由星空传媒总裁田明兼任。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田明做新闻出身,1992年加入刚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一路做到东方卫视总监,其间做过记者主持人和制片人。田明此前一直在为他物色的好节目寻找“婆家”。他的要求有三点:一线卫视、打包费用8000万元、灿星制作团队。其间他们接洽了一些电视台,但一直没有谈妥。

杜昉说,他与田明早就认识,但是彼此并不知道对方都在要。直到杨媛草有一天问杜昉能否与田明合作这个节目,杜昉才恍然大悟。2011年7月左右,去上海参加某活动的杜昉碰巧遇到田明。杜昉问田明对“The Voice”有什么看法,田明回答了一句:大家合作吧!杜昉觉得这个主意也不错。

这一次见面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意向,还没有任何实质性谈判。其间又有其他电视台想与灿星合作,几经反复又放弃。直到今年3月,双方联合制作的方案才最终确定下来。

按照以往惯例,两者之间最常用的合作模式,便是一家制作、一家购买的“制播分离”方式。“如果按‘制播分离’的方式,电视台与制作公司是一种主雇关系,视节目播出时间周期来决定制作公司是给电视台打‘短工’还是‘长工’。打个比方,我们如果看上一个节目,一般情况是给制作公司1000万元,制作公司说‘对不起太少了我做不了’,好,一番讨价还价,谈到1200万元。然后制作公司先把其中的20%----也就是240万元,揣兜里。然后给你做一个800万元左右的节目。碰到敬业点的公司,800万能做成900万的效果,不敬业的给你做出个600万来。我们对节目根本没法控制。”杜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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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星制作总裁田明

可是对于制作公司这个内容提供商来说,他们也有积蓄多年的不满。一家长期与电视台合作的私人传媒公司老总私下向记者抱怨说,拥有播出平台资源的电视台实际上是强势一方。电视台根据节目样片一次性购买,估价标准是可能获得的广告收益。即便节目未来获得的广告收益远远超出预期,他们也无法共享成果。“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委托制作,一直觉得这个模式跟我们的内容不匹配。所以我们长期以来也有这么一种想法:我们要获得更多的权益。”田明告诉本刊。

“当时我们也想过,浙江卫视出制作费,由灿星承制。但大家隐约都觉得不对,因为这么大的投入,你到底投入多少才是投呢?”杜昉回忆,“我们当时也制定不出一个预算的‘天花板’----因为说实话,也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当时导师虽然没有定下来,但肯定要找一线的,把他们绑3个月,然后再加上音响灯光大规模的投入……总而言之,这笔投入会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没有概念。那该怎么谈呢?”

“我们刚开始想的是,这个节目最低需要五六千万元,最高需要七八千万元。当双方把这件事越描述越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件事要真往上砸钱,砸多少都不封顶的。那如果由浙江卫视一方面投,风险也太大了。”陈伟回忆。

“为了保证节目品质,我说我可能需要一个亿的制作经费,可以获得三四个亿的广告。但这对任何一个平台来说,它不敢冒这个风险,十几期节目,投一个亿,至少在国内还没有这个先例。”田明向本刊回忆。无论是浙江卫视方面评估的最高8000万元,还是田明提出的1亿元,都远远超出国内现在电视节目制作成本。这笔投入是个什么概念呢?“湖南台做‘超女’一季的制作费用也就2000万元,这些钱够做4年的‘超女’了。”陈伟说。也正因为其投资太大,没有电视台愿意冒这个风险,田明之前找了好几家电视台问过,包括他的老东家东方卫视,但没有一个电视台信心满满地说要这个节目。

“这么大一笔投资,他们有顾虑也是自然的。他们说:‘我能保证你都把钱用于节目吗?’我就说:‘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也可以投这笔钱。不过我投了之后,如果回报达到预期,我就要跟你广告分成。’”田明回忆。“我们就说:‘你敢投入,我们就敢分给你利益。’双方谈判过程中有过不止一次类似头脑风暴一样的过程,到最后,对这个节目的认知、目标等各方面的沟通中就会产生火花。既然这个投入是这么大,我们两家就一起来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我们谁也不愿意做砸了。万一没有成功,他也不能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做成了,我也要让他得到他该有的利益。我和制作方不是主雇关系,是股东关系,哥儿俩一起合伙做生意,双方的本钱都往上面投。”陈伟把这种模式总结为“五个共同”:共同购买版权、共同投资、共同制作、共同招商、共同受益。

经过了一两个月协商,双方最终签下合同。“涉及制作方面的成本,由灿星公司来垫资;涉及设备、电视台人员、广告营销、播出、跟总局的沟通等成本由我们来垫资。双方都先把钱投进去,最后一起算账。现金流上讲,肯定是灿星公司垫的多,我们出的少,但是双方风险是共担的。如果节目不成功,我们损失的是机会成本、平台成本和投入成本,灿星没有平台成本,但损失的会是占大头的制作成本。大家最终都肯签说明这个合同是公平的。”

对于双方后期的广告分成模式,有媒体形容为“对赌协议”。对于具体内容,双方都不肯透露过多细节。浙江卫视副总监王俊笑称:“这是商业秘密。”

对其他经济领域来说,这种类似于股份制的合作模式,可能已屡见不鲜,但是在电视传媒领域,这依然意味着是有风险的决定。从体制上讲,浙江卫视与其他电视台一样,属于国有资产,“想跟一个制作公司产生合伙人的关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陈伟说,在以往的模式中,如果制作公司的节目市场反应超过预期,电视台最多奖励给制作方20%到30%。说到底,在原来的模式中,无论对制作公司进行奖励还是惩罚,都没多少钱,奖也奖不了多少,扣也扣不光,所谓‘弹性奖惩’,其实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这种模式任何电视台都敢决定。可是像我们这种模式,赚了的话,你敢把那么多钱分给别人;赔了,你得跟对方分账。无论哪方面讲都有风险。”说起来,陈伟满是自豪之情。

“我们提出这个模式时,他们马上就接受,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决策。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也是承担了巨大风险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浙江卫视毕竟是国有企业,动用的是国有资产,之前从没有这样的商业合作模式,所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要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回想起这次合作,田明告诉本刊,对这一点,他也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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