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与八大相比，光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就由11人锐减到5人，这一变化是政治局常委会设立以来空前之少。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则是“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用江青的话说，八届中委中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现出了原形。于是相当多的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一个个被斗倒批臭，被审查，甚至被监禁，因而未能出席“九大”。
而九大中进入中央的那些“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如何呢？那时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全党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生活，相当多的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被审查、被监禁。而各地党组织的瘫痪状态导致中共九大代表未经过选举，由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酝酿“协商”产生或者是由上级指定的，甚至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这些人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着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
八届委员的境况
八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很多人的处境经“文革”已发生了极大变化。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此时已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清除出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处境艰难，屡遭暗箭，正在极力苦撑危局。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冲击”和大字报的围攻，甚至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当面攻击。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老右倾”，长期受到批判，成了“靠边站”的人物。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处在被监禁之中。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态度而出现了不同的命运转折。陶铸由于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把大批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肆意批判斗争的错误做法，触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袭击，被从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马，先是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进行批斗，尔后又被横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监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指为“右倾”，多次受到“冲击”，在所谓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击。
只有陈伯达和康生这两位“文革红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和所谓“革命群众组织”，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天下大乱”，成为平步青云、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冲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剩下了毛泽东主席和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仍保留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
中共九大秘密召开
九大从4月1日至24日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秘密举行，不仅外国使节和记者完全不知道，连北京市民也被蒙在鼓里。执政党以地下党的方式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一绝，直到会后公布的新闻公报，国内外才获悉中共九大已经举行了。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强加到刘少奇头上。
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还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即“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这在中共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各大共产党中也绝无仅有。
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都是会内会外关注的焦点，这是观察中国以后若干年政治动向的最重要的依据。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巨变后，“九大”的选举，不但是全国人民，而且为国际所注目。那九大选举的结果呢？大会在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时，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排除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在大会选出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仅占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
中共九大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九大的整个会议上始终充斥着极“左”观点和狂热的个人崇拜，它把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中共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最终实践证明，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大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林彪为首的一批将领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追随者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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