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回顾胡温体制下的十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留下了“和平发展”的足印。在中共新旧领导层权力交接期的当下，若胡温创造的“和平发展”谓之高峰时期，那么由习李体制接班的领导层，则是沿承“和平发展”站在了“民主验证”的起点上。
台湾媒体《联合报》11月7日在这篇题为《胡习交接：和平发展需要民主验证》的文章中称，胡温体制的历史标志是“和平发展”，这十年来，胡温在多方面都留下“和平发展”的足印。
文中举例称，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开始与美国并称G2，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翻了四倍，数亿人脱离贫穷线，2008年的京奥与2010年的上海世博刷新了中国的形象，又相对平顺地度过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再迅速从汶川大地震中复建，又完成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的载人宇航对接，另外还有“辽宁号”航空母舰开始服役……这些纪录，皆留下了胡温体制对内及对外“和平发展”的足印。尽管今年八月掀起钓鱼岛事件，使“和平”氛围逐渐显露剑拔弩张的态势，但从美日的反应来看，却也间接为这十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作了鲜明的印证。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胡温的十年治理外界大多还是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然而，除了正面的评价，文中同样指出，胡温在政治改革上却几乎仍是一张白卷。这就造成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发展缓和了政治冲突，但另一方面也积蓄并升高了政治冲突的能量。
文中指出，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正是政治改革大缺口的大暴露，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则是从这个大缺口所见到的政治病灶，网络管制的捉襟见肘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更是让政治改革中存在的大缺口犹如火山熔岩奔流飞溅的真实景观。此外，香港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及“国民教育”的强烈反扑及2017年特首直选的预期，也不能视为只是香港一地之事，而是提醒中共必须对其专制统治的民主债务应有全面的警觉与清偿。
文章称，这些存在的政治改革大缺口，让“和平发展”处在了火山口上。也因此，经济绩效究竟是降低政治腐败及冲突的因素，或反而将是累积政治腐败及冲突的成因，以致最后还能否维持“和谐社会”，这些皆是尚待“民主验证”的未定之数。
文章进一步指出，另外胡温十年在两岸关系上虽有大突破，但也存在着大盲点。2005年的“连胡会”，将两岸关系带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扭转乾坤的一手；但胡温体制原以签成《两岸和平协议》为任内目标却未完成，虽然一方面是由于台湾马英九政府的犹豫，而另一方面更因胡温未能及时作出更进一步的论述调整。因为，若欲签定《和平协议》，势须首先建立两造签约主体的对等地位；则若无“大屋顶中国”的思维，何以成事？十年来，胡温体制的两岸思维，由2005年的“和平发展”，至2008年3月“布胡热线”的“一中各表”，又至2008年除夕的“胡六点”，再至2012年3月“吴胡会”的“现行相关规定（宪法）底线论”，其间确实出现了一种进取且务实的发展思维，只可惜却止于尚欠临门一脚的《两岸和平协议》。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楼上即在“大屋顶中国”之下。
文章指出，胡温十年给下一届领导层虽然留下了“和平发展”的成绩，但是也有很多需要解决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存在。文章举例称，薄熙来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一方面权贵腐败已至不可思议的程度，另一方面“重庆模式”也反衬出贫富不均甚至已严重到民心希望毛式思维回潮的地步；再加上“乌坎村式”的隐藏炸弹一直存在，香港的民主诉求也愈来愈具全国性的示范作用。
文章由此建议，将要接任的习李体制下的领导层，将来压制异议不应再采用对待刘晓波、陈光诚的方法，对于网民采取网络警察防堵翻墙的做法也不恰当，另外“群体性事件”也防不胜防。因此，习李若欲维持“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成果，“民主验证”即是无可回避的过程。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核心思维是在“民主发展”，更是毋庸赘言。在习李体制下对和平发展的民主验证，文章表达了乐观的态度。文章认为，有望接任新一代领导的习近平的两项人格烙印最受瞩目。一、其父习仲勋因“刘志丹事件”被整肃，习近平则于文革时期在十六岁被下放到延安县梁家河村。二、习近平在闽浙沪开放先行地区有长达20余年的两岸经验。因而，其家族经历会不会使他在政治改革上较具开明思维，其两岸经验又会不会使他对民主及主体意识较能领悟省思，皆是可待观察之处。
由此，文中得出总结，若可以称胡温创造了“和平发展”的高峰，那么习李应是站在了“民主验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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