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公平是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对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实现社会公正，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杨光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社会公正指出了“路线图”，即：大部门制--再分权--资源分配合理化--社会趋向公正。
杨光斌认为，最近十来年国家过分垄断资源而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和腐败；而国家所以能过分垄断资源直接与政府管理体制有关。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这也是政改的一个部分，才能实现社会公正。
社会不公正则根源于官商结合下的权力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的制度化，由此而带来的腐败则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在中国，腐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可掌控的资源太多，寻租的空间太大。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权力和市场结盟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封闭性的个人很难以自己的天赋或才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生活在父辈所处的结构之中。
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还是资源集中化而导致的腐败，都源于一个问题，即资源垄断。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总病根”是邓小平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书记这个一把手，而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的“总病根”则是市场化积聚的庞大资源又被国家所垄断。为此，我们必须、而且最好就政府资源垄断问题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杨光斌称，再分权势在必行。既然总病根是国家垄断资源，直接的办法就是分权改革。如何分权？思想界讨论的很多了。其实，我们有现存的经验性路线图：政府体制--政治与市场--社会管理，即实行大部门制并转变政府的计划性和部门主义的职能，改革因权力垄断而形成的资源和市场垄断，在此基础上培育多元化的、相对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
分权的前提是实行大部门制。问题的基本逻辑是，政府垄断资源是因为政府部门本身的合理性问题。政府的根本性质是责任制政府，关于政府性质的其他说法都不着边际。而责任是基于人民和社会的需要，当人民和社会不需要时，政府部门的存在就是多余的。不仅是多余的，甚至变成了与民争利的“公权力”。假国家利益之名的公权力而与民争利，人民的利益空间必然被大大挤压。对此，我们不是没有认识，要不然为什么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大部门制？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部门制又实施的如何呢？
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政务部门（如司法部、外交部、民政部、文化部、教育部等）和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如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等）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有的。但是，目前，中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具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即按照行业和产品而设置政府主管部门正常来说，中央各部委应该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自身保持政治中立，只努力追求政策执行的效率。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因为中央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部委决策，中央背书，很大程度中央各部委成了中央政策的决策部门。这就使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部门利益”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乃至于国家利益之上，通常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不仅如此，由于行业和产品的交叉性，行业和产品而设置主管部门必然导致部门的重叠和功能的交叉与利益冲突。这些部门的行政级别相同，而功能和利益存在交叉，利益冲突是常见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行业主管部门很容易演变为该行业或产品的利益代言人，利益冲突导致机构之间的矛盾。
政府部门设置的计划经济后遗症的恶果不但是执法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的表现为与民争利，比如：利用公权力而设置进入市场的门槛并“寻租”，大大增加市场的交易费用；在财政预算中分得一大块蛋糕，而这些不必要存在的部门的预算本来是可以花在民生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才说分权改革的第一步或前提是实施方案中的大部门制。
这样，有了大部门制才有再分权，有了再分权才有相对合理的资源分配，社会更加公正。简单的路线图就是：大部门制--再分权--资源分配合理化--社会趋向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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