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因“弯腰捡国旗”招来一阵喝彩的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外界眼中，一直维持着保守憨厚、认真矜持的形象，这样一位冷天不打颤，热天不出汗的国家主席放到国务大事上倒也够得上面子；可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对其评论不过是在中国前任领导人的“余辉”下生存的软弱、无能的“傀儡皇帝”，这种政治环境下才会出现“捡国旗”这种面子工程，他所做之事多不过为修修补补的“小事情”。但笔者却觉得这或许是他不善言语沉闷的外表“欺骗”了大家，仔细掰开胡锦涛这十年的政治举措也许正是扭转中国社会大方向的前奏。
改革者的前路：胡锦涛面向怎样的余辉？
从古代中国先哲对社会理想的类型来看，不管是“小国寡民”还是“大同”思想皆可追溯于华夏民族那根深蒂固的土地文明中。也正是这样一种相对保守的思想环境，面对国家这种统治工具，“哲学家”们选择了最好的平衡权力方式是让民众走入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管理的范式”中。然而，这在某种程度却不直觉地加重了政客手中权力的重量，因此给后来的改革者们带来了“失落和荣耀”的二律背反。
先拿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举例，这其中不乏勤勉爱民的帝王，但却始终没把中国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到了近代，多数改革家也在现实中屡遭碰壁，所幸的是，历史创造了革新的环境，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冲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民族独立自强的呼声中，新的统治符号诞生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当局者依旧没有挣脱权力的瓶颈，在国内各界人士困于阶级斗争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一筹莫展。面对连温饱都无法满足的国力水平，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人----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治国策略用以解救这种紊乱的国家困境。
可邓小平虽然把中国从贫、乱中拉了出来，相比一个有机的、健康的社会而言中国始终相差甚远。到了中共的第三代，“经济建设”以压倒一切社会发展的目标被推向了极致。其领导核心人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思想，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这么一来，社会财富的聚累使国家地位不断地上升，但是由于改革建设的初期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线，这其中的弊端并不是一时间就可显露的。加之中共政治的传统性质较为浓烈，面对“元老”的一些策略后辈们很难有一个直面的“突破”，于是政策问题逐渐挤压成了各种社会问题，如，资源的分配、贫富的落差、社会道德的沦陷等等。而这一切必将成为下一代领导人的难题。
改革者的抉择：改革T台秀的复古路线
2003年3月1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胡锦涛被选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作为第四代中共的领导核心，胡锦涛无疑担上了“改革开放”的担子，成了改革的继承者。但与此同时，江泽民依旧被选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改革这个担子胡锦涛虽接了下来，可是如何“挑”还不是他一个人说的算。
胡锦涛上任初，首先肯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策略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纪念改革30周年大会上，他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与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作为肯定前辈的治国业绩，他也曾多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策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的物质基础，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整体来看，胡锦涛在改革这场“T台秀”上选择了一条“复古路线”，他极具保守地延续了中共这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社会问题的涌现，他能否处理好危机，安全过关？面对这条充满荆棘的“特色主义”之路，他能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多远呢？改革者的困境：“余辉”背后的阴影
2004年3月，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这意味着他真正意义上全面接管了国家事务。因前在改革总设计师的指导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建设的杠杆虽然撑起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同时也拉大了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与此同时，为大力发展经济，中国在自然环境上做出的牺牲也成了未来发展的阻碍，而国内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使得改革矛盾变得前所未有的剧烈。
面对这些新型的挑战，在改革放开的事业中似乎看不到胡锦涛什么建设性的作为，加上他一向保守谨慎的态度，面对国内社会底层民众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维稳”便成了他头上最大一顶高帽。再加之高层之上政治权斗不断，胡锦涛所选的这条“稳定”路线也是出于一种无奈。中共一向是一个重视传统的组织，因此作为党最高领导者“继承和发展”的思想是其基本素质。而胡锦涛面对这种内外双重危机的局势，此特性就表现得更为浓烈，他的呆板、他的维稳、他的木讷都源于此。
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心中也是非常确定这一点的，在江泽民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建设之后，国内社会必会有相应的问题出现；同时，在利益的驱动下，高层之间的团派斗争也会威胁党的延续。这时候，一个党而不群的接班人是稳住大局最好的人选，所以，对于胡锦涛来说，这种隔代指定的“余辉”实质上背后布满了阴影。而他的任务也不仅是改革，更多是继承，因为这个人不仅要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还要坚持党的领导。
改革者的巧思：曲折前进，默默添加新元素
也正因如此，同为改革继承者的胡锦涛，在社会不断涌现改革弊端的时候不可以像江泽民那样大刀阔斧、横冲直撞地进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国家步入浮夸的困境，胡锦涛在改革方向的大旗帜下默默地填进了一些新的元素。
这时候，相对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国内的社会矛盾步入了不得不调整的局面。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他很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当冰冷的经济发展把我们的生活社会逐渐抽离成了赚钱的工具时，“以人为本”理念无疑是一个巧妙地整合有机社会的出发点。但是罗马并非一日建成，这个“人本”工程能否打造成功，不仅是时间的问题，还要突破新事物置于旧传统的必然冲突之上。
然而胡锦涛所面临的“旧传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观念，而是在庞大的组织制度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很多人把中国问题简单归结到“体制落后”上，其实这种归因是很片面的，对于一个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不管是官员还是网民想必对一个更科学、平等、公正的体制类型内心都已有个影子，因此突破“旧体制”的主要因素还是理念。这样看来，“人本工程”则更像虎口夺食。而这种冲突也很快影射到中国社会当中，高度强硬的权力体制，直接导致了弱势群体的底层冲突，如乌坎、什邡事件；同时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也使得经济建设的中间力量也在不断呈现危机，如富士康的15跳。
为应对这种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建设。但由于大家对维稳本身带有历史性的反感，在直面的社会冲突里，他的和谐理念总给人一种：怯弱、息事宁人的感觉，所以这个措施也招来了外界舆论的攻击。但和谐是一种结果，要达到这个结果还需要很多过程要走，为了进一步确保底层民众的利益，“民主法制”作为和谐社会的保障平台，成了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法治社会的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我爸是李刚”这种与权挂钩的案例出现时，法治也沦陷为政策需要的“笑柄”，这对一个改革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然而，胡锦涛并没有怯步，他知道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在大的社会构想中遭遇了困难，他选择了一条迂回的路线不断地填充因发展而导致不平社会中的落差。为解决这个落差，胡锦涛把改革任务从高度的城市建设上转移到了新农村，这种城乡统筹的分配路线不但弥补了改革初期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时也不失为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好方式。其次，把改革开放落实在新农村建设上，也是增强民族内聚力的有效方法，这本身对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在具体工作上，胡锦涛也避免了以前较为落后的实施方式，如在农村医保建设中，以数字化的账户管理有效地避免了相关款项被基层官员贪污的问题。胡锦涛这“三起三落”似的改革之路一直都在曲曲折折中前进，但是他在高层的政治势力中所占的分量却一直都不被外界看好。甚至有人称其为“软柿子”，但不管改革者是一个怎样的政治面目，他所做得一切都已经被社会所吸纳，就像那些“新型村庄”背后的意义：人群、组织、民众的力量、民主的萌芽。
其实，仔细来分析胡锦涛的每个策略的调整都是在弥补前辈改革策略的不足，这种大胆且不失谨慎的作为也许只有这种“木讷”之人才能做得到。面对棘手的社会问题，他没有选择一条直面冲突的路线，而是从社会生活中寻找了“软肋”曲折前进，以确保刚中国社会刚有些起色的经济建设不至被崩溃瓦解。
做“小事”的胡锦涛会成为改革的荣耀者吗？
开篇笔者提到中国的改革者多数要面对一个失落和荣耀的二律背反，这其中失落者居多，如北宋宰相王安石，然而他们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然而，历史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但改革却始终要前进，当我们铺开历史的画布，拉长这条改革的链条就可看到一条完整的社会进化之路。这条链条就如一项航空工程，起初亟需的是能够启动此项目的开拓者；继而到了研发阶段，主导者则是设计师；然而到了实质性操作阶段，工程师便成了真正的主角。
其实，相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来说亦是如此。从中共的历程来看，在毛的时代，面对零散的社会，中国需要的是一位“开拓者”；而邓的时代，面对初步成型的新社会，中国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带领民族快速进步和发展的“设计师”；但到了经历过“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后，中国社会则需要的是一位可以调和、校正、有机结合的“工程师”。可是在外界眼中，这种工程师形象却使胡锦涛深陷“和稀泥”的印象中。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这位做小事的“工程师”在中国社会“改革史”上会留下怎样的一笔呢？
胡锦涛初为领导人时，对外界来说他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这源于他稳重耿直不张扬的性格。这样一个人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上难免会走向僵化，但是冥冥之中似乎一切早有安排，由于改革开放本身如驽马十驾，在千里狂奔之后必然要予能量补给。所以，这或许也是他的另一个优点，在处理改革这件事务上，胡锦涛虽然没像江泽民那样的雷厉风行但他却实实在在为改革做下了不少“小事”，从新农村建设、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来看，都是为社会系统的有效运作做保障，为下一代领导者创造了更好地发展的环境。
从工作服到喇叭裤，粮票到优惠劵，瓦房到高楼大厦。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四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当我们站在时代的点上，是不具备足够的视野去看透当下事务的。所以对于胡锦涛本人，我们现在也无法断论。不过，相对整个民族的发展，胡是不是改革的荣耀者反倒成了次要。在国家地位的提升和民众的埋怨共存的状态下，改革作为维持民族发展的动力还要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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