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我关注改革的走向
网易新闻：您对本次十八大的报告中，个人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毛寿龙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毛寿龙：就这个报告来讲，我想还是关注它的一些政策的方面，一方面对过去政策的总结，但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未来是吧，所以它的政策走向我是比较关注的，大家都比较担心说改革死了，说改革没有动力，改革没有共识，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担心。
我们很多改革实际上都是通过部门工作在推进，那么这些部门在推进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非常辛苦的，比如有些副部级的一些机构，它在推动正部级的一些机构的改革，他们说我们都是求着人让他们去改革的，如果不说好话，不求人的话人都不理我们。
十八大(专题)里面有一句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简政放权”。十八大(专题)报告写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内容，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可能都会写到里面去，它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哪些是难点，哪些是未来需要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全党的力量来推动它，支持它做的事情，都会写到十八大报告里面去，所以我从这个政策层面关注的更多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实际上老百姓的幸福，包括政府的自身改革，就是反腐败、政府各个方面的发展、进步，包括党内的改革，应该说都是很重要的方面。
”不走邪路“----中国未必要学西方
网易新闻：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开放中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您认为此处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具体的含义是什么？
毛寿龙：那就是现在改革开放的路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兼顾效率和公平，如果我们走到老路的话，也是改旗易帜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了，要举过去的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路，改回到原来的那个路子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改旗易帜。
从政策层面上来讲，实际上我们也是想力图避免欧洲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走的一些路子，比如说像欧洲他们搞的高度福利化的道路，即使是福利搞上去了，实际上是会导致很多财政危机，结果就有可能走上希腊的那个路子，搞到今后发展发展不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像美国那样走房地产泡沫，走金融泡沫，然后慢慢的让我们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借债的危机里面，这是从政策上来讲。当然大家都会去考虑说，从政治上来讲，中国要不要走西方的道路，实际上是一个自然而然发展的过程。你到底要跟美国学，像墨西哥那样学成美国那样的制度，像菲律宾那样学成美国的制度，好像他们也发展得并不是很好；学习欧洲还是学习美国，这实际上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未必一定要向它学习。
”过去十年“----中国人“人命的价格”越来越高
网易新闻：您对第四代领导带领的过去十年，是怎样的评价？
毛寿龙： 过去十年从经济上来评价我想全世界都没得说，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这十年应该是真正让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是从不发达的经济体走向，向接近发达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我们最近十年是高速公路发展很快，这一点跟上了发达国家的步伐，就使得我们跟发展中国家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这个高速公路是可以看到的，包括我们的金融，包括我们的制造业，包括我们的产业链等等整个领域，不仅仅是一个GDP的总量的问题，还是一个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质量的问题，方方面面和现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拉开了距离。和那些发展起来的国家相比，应该说已经有得一比。
所以从政治上来讲，实际上也使得我们的政府职能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过去总是以政府的理想为目标，现在我们是以人的理想为目标，我们过去强调集体的财产是至高无上的，老是讲说谁谁谁牺牲了，抢救了多少国家财产，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完全改变了，不说财产损失多少，而是说死了多少人，我们要怎么去赔钱，要怎么让他的家属能够愈合他们创伤的心灵等等各个方面的这些事情，所以最近十年应该是中国人的“人命的价格”越来越高，而且已经到了，基本到了合理的水平这么一个地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说，这个发展跟政府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
过去一个人哪怕是死了，赔偿就几万块钱，而现在的话动不动就上百万，甚至一百多万，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话，那人命的价格怎么体现？这个过程应该说不只是个政策的变化，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结果。
网易新闻：过去十年有什么您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毛寿龙：有些东西我们还是没有做好，比如说我们城乡差别为什么那么大，这是跟我们的政策有关系的，我们农村是只允许出，不允许进的。我们整个国家是改革开放的，但是农村是改革不开放的， 所谓不开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农村的人，包括小孩子进城去上学，包括年纪大一点的人跑出来打工，只有一些老人家在乡下待着，还有出不来的一些孩子在乡下待着，那你想农村能不衰落吗？而他们进入城市以后代价那么高，然后又必须回去照顾家人，这个代价都非常大。包括农民工的家庭他是分开的。这个东西，这个政策，我们过去是一直想突破，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突破的一点。
还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很多民营企业巴不得国有化。我见到一个老板，他说，现在终于有国有企业给他注资了，我说你成为国有企业的老板了？他说哎呀，还是跟原来一样，其实也是民营企业，但是跟政府打交道，自己都觉得腰杆子硬了好多，但是那说明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非常少，而且很容易被打黑，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就被当作黑社会。这个企业有可能就被没收了，有可能被拍卖掉了，刑事和民事是要有明确的界限和划分的。
最近十年有两个很坏的发展，一个是政府控制越来越严，实际上村民自治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甚至还可以到村里面去派村官这样的政策，你凭什么给村里面派一个村官来？村它本身又不是官，是选出来的，你现在派一个村官进去，到底是以什么身份？是什么职责？你是政府的权力的代表还是其他的？根本很不清楚。
也包括政府自身建设，说法制政府进展很快，但是很多领域应该说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有人讲说中国的法制在倒退。也包括我们政府透明度，那么多的人要求他们公开信息，他们就不公开，连工资都不公开，凡是工资单的文件都是保密文件，甚至有一个官员是贪官了，有人要去申请他的工资单到底是多少，他都不告诉你，那你怎么认定它是贪污的呢？我们都不知道官员挣多少钱，但是他们买的表都挺贵的（笑）。”不反腐亡党亡国“----现在从政策上是最高级别的重视了
网易新闻：您觉得这次十八大其中提到的这个反腐的力度和态度，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毛寿龙：这个要说重大差别倒基本上没有。曾经有人也讲过，应该说过去一直有这个提法，但是在一个报告里面把它提出来，应该说把它认认真真地写进去，过去还没有那么明确。应该说这个从政策上来讲是最高级别了
但是反腐败这个力度到底会多少，还需要看以后，到底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资源，实际上现在反腐败他也很注重策略，过去我们发现有“反腐败综合症”，也就是说一个地方一帮领导人全部腐败，但是你把他全捉拿归案了，这个地方的经济一落千丈，五年、十年都缓不过气来，现在已经开始注意这个方面的策略，抓人的时候也是抓一部分，留一部分，免得把当地的工作给影响了，实际上普遍的腐败很多情况下是个制度问题，不可能谁都腐败嘛，总会有一些好人。
最近十年反腐败力度应该说历史上最大，从全世界角度来讲也是最大的，为什么？哪怕是省部级高官都抓了那么多，我们那么多官员都被抓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也得想一想，为什么别的国家不抓那么多官员，我们的国家那么多的高官都要抓，而且都涉及到那么大的腐败，而且一腐败还都是大资金量的，都是十年以上的，未来应该说还是从制度上来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可能比直接去只是抓人要强得多。
”户籍制度“----政府的刚性政策让户籍问题严重化
网易新闻：最后想跟您谈谈关于户籍改革的问题，因为您也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的。对外地人的歧视的根源是来源于户籍制度，您对这个看法是否赞成？
毛寿龙：地域歧视实际上历史上一直是有的。我们不能说，排斥外地人这个做法从根本上来讲不对，他们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完全变化，外地人来是来工作，来给你做出贡献，来投资，所以我在网上说了，我说本地人不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到外地人来了以后就显得有价值，我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长城，本地人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但是外地人来了，旅游者来了觉得它很有价值，平遥的古城，像我们浙江的一些古村落。
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来，才有那么多的活力，我们深圳活力很足，全是外地人，上海和北京都是外地人。东北的外地人越来越少，东北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很好的，都是外地人，都跑到那边去搞建设，现在呢，外地人不仅不去了，而本地人也在流出，所以发展不起来。
过去我们经常会讲，它是一个户籍问题，但实际上不是一个户籍问题，有可能是一系列的政策障碍的问题，户籍在中国应该说尤其严重，使得这个问题加重了。但是如果数量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外地人又没多过本地人，这时候就出现很多问题。
而对政府来讲，它的政策刚性，也就是户籍制度使得这个问题严重化，对于像北京这样的地方来讲户籍依然是政策障碍，但是在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这个户籍已经不是障碍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障碍，就是那个高考的障碍。新的障碍正在形成，比如说北京限购房子，北京买车还限制，这就跟户籍有关系，但是我想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户籍的问题，户籍目前在这些领域已经是在发生变化，即使像北京严格控制户籍的大城市，实际上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面，对非户籍人口也是在开放的，而且以后进一步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
户籍制度从全世界的管理上来讲，它只是一个管理的抓手，而且过去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力，有组织利用人力时候出台的一项政策。
过去有落难公子中状元这种说法。一般外地人都是有才能的，所以一个外地人到北京流浪了，政府稍稍给他一点帮忙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外地人不能有呢？是完全可以的，只要你登记，你需要帮助，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因为外地人给这个城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所以我想户籍制度还不只是一个政策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制度问题，或者法律问题，它是一系列社会变化的问题。”美丽中国“----长株潭的经验值得推广
网易新闻：下面两个问题是长沙的读者们比较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您如何看待十八大报告中“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论述，湖南长株潭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域“，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它？
毛寿龙：对于那个美好中国的这个建设，它的原型应该是美丽乡村建设，或者美丽城市建设，那么在这些领域我看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经验，这不只是一个环评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专业人员的观点的问题，而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实际上它讲的永续发展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应该说有很多项目可以做，一个是理念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针对性的项目管理。
对于长沙这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如果能够把它做好的话，应该说有一个示范效应，目前我们很多地方发展的都不是很好，而且那个环境各个方面都没有跟上，我们很多城市已经开始重视了，但是跟国际上相比，应该有非常大的距离，我们目前过多的还是依赖环境评估，环境评估我们已经证明，它是个抓手，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环境评估本身已经变成一个赚钱的事情，如果它是赚钱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旦变成赚钱的东西以后，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没有那个公民参与的话，它环评要求会放开，一可能会放松，二有可能会评估以后没有人监管。
”青年就业“----现在不是创业的最好时期
网易新闻：十八大报告中对青年提出了很高的期望，您对此又是怎么评价的，长沙对大学生毕业生在长沙就业创业给予了非常明显的倾斜政策，您觉得地方政府应该怎样支持青年成长成才？
毛寿龙：目前对大学生来讲，我觉得应该说很多人来讲都不是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应该说那种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这种好的机会，基本上是在一线城市，也就是当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很容易找到工作，很容易谋生、很容易发展、很容易赚到钱，然后同时又能够让自己的很职业很稳定，前途规划很明朗，这样的话他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但是现在发现，我发现在二、三线城市，或者三、四线城市，这个城市你要让大学生去他们那儿找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看到有清华的博士、博士后，然后有很多地方的政府跑到北京来单独来跟他们谈，让他们去，现在有些地方到北京来，专门到某些大学去蹲点，然后座谈完了之后立即带他们去，然后到基层去，然后又去不同的岗位去轮岗，把他们培训，有些学生就很快就得到一个很高的职位，有些干个五、六年可能就是一个县长、县委书记，而且干得非常好。
但是如果说让一些大学生自己到那个地方去找工作，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而且即使去找，能不能找到这样好的工作？也很难说，所以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才市场搜寻者和需要者各个方面没有形成一个匹配的问题，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有个诺贝尔(专题)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他就讲这个问题，他就说一个劳动力市场并不是自动配对，它不是交易成本为零的，所以需要想一些办法，让他们配对成功。
当然对中国来讲这个制度的复杂以及市场的不均衡性，它的破碎性，使得我们很多人更多的是在大城市找工作，小城市以及急需人才的一些县一级、市一级这种城市，二、三线的城市，哪怕是像长沙那样的一些城市，大学生专门去那找工作的情况都比较少，所以我觉得长沙市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给外地的大学生提供方便，而且实施倾斜政策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所以长沙这个做法我是双手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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