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全国干部共有1200万人，其中有230万人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占总数的19.2%，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当时有6000多名中央各机关的干部被“挂”着，还有大量基层非脱产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受到“四人帮”“左”的势力及其帮派的严重干扰。
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据1983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指出：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结果使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文革结束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处于徘徊状态，广东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步履维艰。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两人早年投身人民解放的事业，长期的革命生涯锻炼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和豁达的胸怀。建国后，两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开国、初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随后，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时因为反对“左”的做法，革故鼎新，被打成“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两人先后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在逆境中，胡耀邦和习仲勋开始思考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的工作，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转告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习仲勋到广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冤假错案逐一加以平反、改正。1978年4月，他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疾呼：“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习仲勋排除“左”的干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开创广东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新局面。
习仲勋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以处理大案要案为线索，同时带动处理一些规模相对小的冤假错案。
严肃处理反彭湃事件
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但散田散产，毁家纾难，周济农民。上世纪20年代，他在家乡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文革期间，在海丰大反彭湃，诬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母亲及其亲属。在广东南路地区(原高、雷、钦廉地区和广西东南、中南两个地区)则大揪“叛徒网”，把当年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因为抗战期间，南路党隶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达到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目的。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广东省委有关负责人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南路地下党问题的汇报。7月到8月间，习仲勋考察了海丰县，详细了解了文革期间在海陆丰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大为震惊。据习仲勋在1979年春回忆：“去年七八月我到汕头，解决海陆丰反彭湃的问题，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习仲勋同志第二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日)习仲勋指示汕头地委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把海丰问题揭开，解决好这一问题。11月初，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文革中广东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揭发批判。关于反彭湃问题，他结合视察海丰时了解到的情况说：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中，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诋毁，彭湃同志被打成“叛徒”，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激起了广东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今天，海丰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了。(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2月11日，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决定：严肃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已被捕;残杀彭湃烈士亲属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等交司法机关严惩。彭湃冤案得到平反，相关人员得到处理。
为陶铸和所谓的“陶赵死党”平反
陶铸在文革期间遭到陷害和打击，含冤去世，成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1979年1月20日，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悼念陶铸的仪式，习仲勋出席仪式。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高风亮节。他说：“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在陶铸同志悼念仪式上习仲勋同志的讲话》，《南方日报》1979年1月21日)与此同时，习仲勋还为因陶铸问题受到牵连的所谓“陶赵死党”平反。习仲勋说：“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蔑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蔑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同上)，“陶铸、赵紫阳同志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1967年1月4日陶铸遭到林彪、‘四人帮’诬陷后，同陶铸、赵紫阳同志一道工作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大批干部被诬陷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大批老干部被揪斗、关押，原中南局的工作和解放后17年广东的工作被说成漆黑一团。现在陶铸同志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之类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应当推倒。因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问题受到迫害和株连的，都应该彻底平反昭雪。”(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平反广东“地下党问题”
广东地下党问题牵涉的干部和群众甚多，习仲勋到广东之后，就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在听取了有关部门对广东“地下党问题”的汇报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之后，习仲勋认为平反这一事件的机会已经到了。
1978年11月，习仲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说：文革中的广东领导人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问题时，习仲勋说，“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这个大阴谋，应该彻底揭露和清算。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广东的人民武装叫“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1979年4月27日，广东省委正式做出《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道出了这一问题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搞了一个‘审查广东地下党’的政治大阴谋。1967年5月，戚本禹等人煽动一些群众组织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同年10月，林彪死党黄永胜及其一伙，秉承江青关于‘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的黑旨意，成立专门机构审理所谓广东地下党的十起重大历史事件。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冤、假、错案”，同时宣布：“过去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于广东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对因‘审理广东地下党’问题无辜受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的结论如有不符事实的应作相应修改;其家属亲友受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1979年4月27日)。
主持为王德平反
文革期间，江青等罗织罪名，炮制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文革结束后，耀邦同志开始着手为其平反。在他的安排下，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根据大量内容翔实的调查材料，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中组部同志起草给中央的报告。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关于“六十一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提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12月16日，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王德是“六十一人案件”成员之一，在文革中被撤职并长期被批斗，广东省委于1973年5月18日上报中央关于他的审查报告。1977年10月18日，中央批复广东省委的报告，王德被定为叛徒。
中央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后，由习仲勋主持，广东省委正式做出《关于王德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发〔1978〕75号文件对‘六十一人案件’已明确指出是一起重大错案。因之，省委1973年5月18日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示定王德同志为叛徒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推倒强加给王德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平反“李一哲”事件
习仲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笔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实质，不点名地批判了江青等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活动，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同时提出要求全国人大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的六点要求。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1974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组织内部批判，到清查“四人帮”运动时，“李一哲”的问题升级。1977年12月中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罪名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关系的干部和青年，受到牵连。
习仲勋到广东后亲自抓这个问题。从1978年的8、9月开始，习仲勋主持省委会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省委常委会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并决定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谈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有力地维护了广东安定团结的大局。4月25日，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习仲勋，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会议，报告提出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致胡耀邦同志并报党中央的报告》，1979年4月25日)。
5月8日，胡耀邦在习仲勋、杨尚昆同志接见“李一哲”谈话情况及要求北京有关单位不要直接同“李一哲”个人联系的报告上批示：“按广东省委所提意见办，务必不使广东省委感到麻烦难办”。这个批示，表示中央及耀邦同志支持广东省委对“李一哲”事件的处理意见。
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整体情况
据统计，文革中广东省抓出“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等集团性假案669宗，涉及干部9432人;干部个人冤假错案12427人。在习仲勋的领导下，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工作都得到妥善的解决。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复查了广东文革以前的其他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一是复查改正错划右派案件;二是对反地方主义进行平反;三是对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所受到牵连的干部案件的复查;四是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区别政策;五是落实侨务政策;六是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七是全面贯彻落实知识分子、党外人士以及宗教政策;八是为100多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及他们的子女重新划定成分，等等。
1980年习仲勋从广东离任赴中央工作时，全省经复查改正的右派分子36550人，占原划为右派分子的99.3%;建国以来广东在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倾、“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党员干部，被撤销原处分的8741人，减轻处分的2833人，占复查总数的63.82%;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的非党员干部和群众撤销和减轻处分的共9000多人，占总人数的60%;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农村基层干部中减轻或免予处分的14985人，恢复党籍的14264人，重新安排工作的26732人，改正错划成分的2500多人，给予经济补偿的53312人;全省公安、司法系统对文革以来的全部政治案件、刑事案件和文革前有申诉的部分政治、刑事案件进行了复查，其中全部平反和部分纠正平反的合计28307人，占复查总数的55.5%;全省文革中判处死刑以及各种徒刑复查后改判纠正的18063人，占已复查总数的49.4%;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区别”出来，摘掉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帽子，恢复劳动者身份的共52458人;全省纠正历次政治运动因“海外关系”而造成的冤假错案5481宗、14271人，落实了侨改户政策，发出47752份证明书，以确认提前改变华侨地富成分;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2005人，重新安置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725人，占总数的94.9%。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密切配合着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统一部署，共解决了大约20万人的问题。通过平反昭雪，调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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