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普选特首的愿望将在2017年实现，立法会普选也将在2020年施行。在中国内地离普选还很遥远的时候，香港人将率先感受到“民主的阳光”。
目前，在中国内部的改革压力也非常大，且这种压力还在与日俱增。维基解密公开的一份日期为2007年8月的外交电文显示，2007年现任中国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举行晚宴招待美国大使馆官员及原国会议员韦克斯勒时，甚至表示由于公众会要求扩大民主改革，二三十年内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都可能实现公开选举。而中国的体制运行方式通常都是先试验看看效果，然后再把成功的范例推广开来。
无法否认，香港在中国是“特殊的存在”，在政治领域内一直以来争议不断，几度甚至引发严重冲突。每年“七一”泛民主派都要组织数以十万计的人上街争取民主和普选。在如此情形下，北京正好利用香港普选的机会，让香港在民主方面担当先行者的角色。香港这样的氛围正可为北京未来民主改革带来经验。
香港目前的政治的确仍不完全民主，但北京的治港策略已较以往民主、灵活。北京为平民怨对香港的政策几经转变，特别是在面对香港政改以及特首选举上展现的尤为突出。作为最后的决策者，胡锦涛在与民主派的接触中，展现出与以往北京领导人明显的区别。
冰冻三尺
今年香港两件大事----回归15周年和新政府就职，作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特意到香港出席庆典兼为梁振英班子上任监誓。香港一直被视为一个标志，一个检验中共能力的标志，所以历任中央领导人都十分重视香港。2012年已经不是胡锦涛第一次访问香港，1999年6月29日，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就第一次访港。2007年6月底，胡锦涛则以国家主席身份，第二次踏足香江，他率领中央代表团来港出席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
由于上一届留下的历史问题，胡锦涛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久，港人就送他一个下马威。2003年7月1日香港举行了震惊世界的50万人大游行，这是八九民运以来人数最多的游行示威，受到国际舆论重视。
游行的起因归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程序，加上SARS事件导致香港社会不景气，引起大量香港市民的不满。游行主题为“反对廿三，还政于民”，当时的香港市民身穿黑色衣服上街游行，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中央为缓解民怨，不得不将23条无限期推迟。2005年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则迫于压力辞职，曾荫权以政务司司长身份出任署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当时香港政坛动荡不安，中央和港人的关系更是跌入谷底。
港人为何视23条为洪水猛兽？第23条的内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时任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指出，“23条就像有把刀在你头上”，令很多人忧虑这项法例可能会影向港人本来拥有的人权和自由，除部分亲北京人士和社团对立法表示支持，绝大部分香港市民感到无助和忧虑。
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港府如此强势推行23条是因为江泽民向他钦定的特首董建华施压，一定要在2003年通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曾明确表示，中央希望香港尽快落实《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虽然最终23条没能推行下去，董建华也因此辞职收场，但是在23条推行的过程中，已经将香港民众的不满与反感引向了中南海当时的新当权者----胡锦涛和温家宝。破冰之举
中央对民主派态度强硬是有历史原因的，这和英国政府关系巨大。在香港回归前中英的谈判过程中，邓小平曾经就谈判工作定下一个原则“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原因是英国为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制造了太多“难题”。特别是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后，中英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合作为主变成对抗为主。
例如，在未咨询中国政府的情况下取消所有委任议席，并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新九组），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变相使这九个议席成为直选议席），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
以及90年代开始，香港政府开始对越南船民作出有秩序遣返行动，但自愿遣返的越南船民甚少，最终还是实施强逼遣返。在此期间难民营内曾发生多次冲突，香港越南船民问题、新机场余波等。这个问题直到2000年才完全解决，至今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仍欠香港11.62亿港元的债项。
此外，香港新机场工程于1992年正式动工，此计划原预算耗资超过2,000亿港元，公布时全港哗然，中国政府担心机场造价过高将消耗完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而表示强烈不满。
其实，彭定康对香港的态度从根本上讲就是英国政府的态度，两国政府的关系因此十分紧张。民主派受到英国政府的扶植，中央将其视为英国政府为香港回归所送的“礼物”，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央政府对民主派态度强硬了。
到江泽民执政时，中央政府仍在沿用“软不得”的原则。中央派属强硬派的廖晖，出任香港回归以来的首位港澳办主任。由于廖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僵硬、过激和偏左的作风，使得香港爆发了很多冲突。在这种状态下，中央几乎不会满足泛民提出的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习惯，作为领导人如果想要打破这种现状，需要巨大的勇气与智慧。
民主派在2003年成功组织50万人的大游行，广泛获得港人的支持，成为民意代表。这成就了民主派在2003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胜。2004年，四十五条关注组的四位律师及社运托派人士长毛梁国雄乘着反23条的声势，皆能晋身立法会。结果民主派内部出现了跟民主党相若的势力，“泛民”一词遂应运而生。
泛民标榜以民意为依托的存在，确定的诉求，包括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落实全面真普选、注重监察政府运作、视“人权”、“平等”、“公义”、“言论自由”等为社会的重要价值，这些诉求一直贯彻至今。
民主派在香港政坛的话语权扩大已成事实，中央、泛民、港府三方在政改问题纠缠多年，迟迟没有进展。胡锦涛执政后，可以看出中央对香港政治的关心程度渐增。一些重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幕后运作的痕迹，比如 2005 年香港政府第一次“政制改革”提案。
胡锦涛任内不得不提的一项历史突破----2010年6月通过政改方案，让回归后停滞10多年的选举方法，在2012年时向前发展。
根据香港政府原来的建议，香港立法会在2012年的议席会由60个增加至70个，其中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增加5席至35席。
功能组别方面，区议会代表将由1席增加至6席，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不过，民主党提出修订，建议取消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办法，直接由全香港300多万选民投票，选出5名区议员成为立法会议员。民主党提出的方案最后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接纳，该党8名立法会议员投下支持票，使议案顺利通过。
原本政改方案势将触礁、通过无望，突然间却柳暗花明，出现生机。这主要是中央与泛民的温和派愿各让一步，折衷妥协。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是北京中央与香港民主党政改谈判的中间传话人。梁爱诗直接表明，她是代表“国家最高层居间沟通”，而民主党致胡锦涛的两封函件，均由梁爱诗转交。这表明最后拍板接纳民主党建议的人是国家主席胡锦涛。
胡锦涛借此打破了中央不与民主派谈判的惯例，开创了中央泛民接触的先河。有分析指出，胡锦涛在对港政策上更注重倾听，不怕和民主派交流，即明白妥协又懂得坚持。在与民主派接触过程体现出其政治智慧与开创历史的勇气。
为推动政改前进，中联办确与民主派进行了多次会面。2010年5月24日，中联办与民主党举行“破冰会”，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就政改方案与民主党3名核心成员何俊仁、刘慧卿及张文光会面。李刚为双方定调“求大同、存大异”，以实际行动为普选创造条件。
随后，为通过政改方案，中央展现出积极的态度。5月26日，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就政改方案与7名终极普选联盟代表冯伟华、黄碧云、蔡耀昌、李卓人、汤家骅、陈健民及叶健民会面。5月28日，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就政改方案与民协五名成员廖成利、冯检基、谭国侨、莫嘉娴及许锦成会面。可以说政改方案最终通过，是中央与民主派互相妥协的结果，这在江泽民执政时期是很难想象的。
这样的改变令香港政界鼓舞，毕竟以往民主派在香港跟中央政府基本上是对立的，就是说，除了以抗争路线跟北京争取民主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这次中央政府跟民主党可以坐下来谈，而且可以达成一个协议，2012年的政改安排还可以按民主党提的一个方案来发展，这对香港政治来说是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打开了一条谈判，或者对话的路。
不过，民主党的做法，除了引来激进民主派的批评外，也在党内产生震荡。香港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的3位议员黄毓民、陈伟业与梁国雄，也在辩论中不断批评民主党出卖民主，背弃争取普选的原则与理念。
面对社民连的多翻指责，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回应说，时间会最终证明民主党并没有做错。他在政改通过后强调，支持政改只为特区民主踏出有意义一步，突破历年政治僵局，重申该党从未放弃争取普选目标。
中央日益自信
除了在政改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外，胡锦涛上台后展示出更注重港民意，并适当遵从民意的倾向。今年香港特首选举，中央放弃了培养多年的唐英年，最终选择民意支持度更高的梁振英就是最好的证明。
2011年初，当特首选举仍未为人关注时，外界普遍流传，时任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必然是“真命天子”。当时外界之所以这么猜想，一方面是唐英年早已被视为治港接班人才，官职由小至大；另一方面，北京方面在每次特首选举中只会“钦点”一人，以当时浮上水面的政治人物来看，非唐英年莫属。再次，他与江泽民关系密切，也一直得到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晖力挺，况且还有香港大财团支持。
但出乎意外之外，梁振英后来却率先宣布参选，结果，原先被视为唯一“钦点”人选的唐英年，民意支持度一直落后于梁振英，以致最终被北京方面放弃。
对于这次北京方面为何改变特首选举的游戏规则，外界有诸多猜测，包括为未来特首普选铺路，以及强化特首民望等。
分析指出，中央政府同意让唐英年和梁振英同台较劲，结果是民意选择了梁振英，把他推上特首宝座，令民主派对此点无法批评。在整个过程中，北京方面看似也只是顺着民意让它一直培养的梁振英当选，以无形之手化解了社会上对梁振英的包袱，不可不谓之高招。
但另有分析家指出，北京方面让梁振英当上特首，恐怕对香港应有更长远的部署和看法，梁振英能否配合做到，却是难以预料。不少分析家预测，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已同意2017年特首将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届时恐怕北京方面也无法再以更高的门坎来限制民主派参选。可以预见，5年后特首极可能出现真正的民主选举。
因此，在此之前把梁振英送上特首宝座，让他巩固实力，是合理的部署，而假如梁振英在今后5年任期内表现出色，以后与民主派同台竞逐，也有战胜把握。
真正的回归任重道远
曾经有评论将香港称为，全球最妄自菲薄的地方，指传媒天天起劲地骂自己的政府；每年“七一”都有数以十万计的人上街高喊“特首下台”。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市民对各地政府及人民观感”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对港府及北京政府的反感程度升至回归以来新高。反感程度分别为36%及32%，创下1997年以来新高。仔细想想，这样的现象也不单单是港人的无理取闹。
香港单车手李慧诗在伦敦奥运会勇夺铜牌，颁奖典礼上播着英国国歌，且飘扬着金牌的英国与银牌的中国以及铜牌的香港三地旗帜，市民竟然把香港特区旗变成英国香港旗，还留言“好怀念1997前的日子”，形容香港在英治时代为“Good Old Days”。从这些举动看出香港人对香港回归大陆后的社会现况感到不满，开始怀念没有中共干预的“Good Old Days”。
这并不是偶发现象，在近期的抗议活动中，抗议中央的标语越来越多。在抗议大陆水客时，有少数港人在活动期间高举港英时期的旗帜，并高呼“中国人滚回中国”。在抗议国民教育时喊出“齐抗共”、“打倒中共”、“反回归、反共、反中”。这些标语显示出“港独”分子有上升趋势。
须知多数港人的爱国之心坚定，在殖民时期已可鉴志。但他们心中的国家与政治分得很清楚。香港市民一直生活在多元和宽松、可自由选择的环境中，对这种政治氛围的追求和坚守，已成为从政者操守的重要准则。
而近期，确实发生了多宗令港人愤怒影响港人对香港及北京政府观感的事件：包括被地方官员软禁长达18个月的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逃往美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被揭发杀害英国商人，而薄熙来不排除牵涉其中，以及存在其他问题；此外，六四维权人士李旺阳自杀死亡遭到质疑，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认为死因可疑，李旺阳断没有可能在公安重重监视下自缢。
虽然回归后的香港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引起非常大的民愤，然而更令香港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央介入香港特首选举。香港前特首曾荫权下台，新特首出炉，带领香港迈向2017的首次特首直选。但如此重要的香港首领，却儿戏般的一换又换，踌躇满志的唐英年忽然转成获中央“祝福”的梁振英，上台首日即拜访中央驻港联络办事处，毫不顾忌被人看作“中央特派员”。
有分析指，港府大失民心是预期中的事，曾荫权管治下，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政府无所作为却态度嚣张，近来曾荫权收受利益丑闻更激化港人的负面情绪。而中联办是中央驻港联络机构，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自己的定位不清，香港回归已15年，中联办在香港的角色愈来愈凸显。近期，常常“大胆”发表意见，致使不少港人认为，中联办干预香港政治，大有成为香港“第二政权”之势，更有“西环（中联办所在地）治港”之说。
要看到自从胡锦涛执政后，在与台湾和香港的交流都向好，但是经过对比还是可以发现，在推动对港政策方面，远没有对台政策来的成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自胡锦涛上台来进入到‘“历史最好时期”；大陆官员已经跨过浊水溪，开垦深绿之地；民进党都意识到不和大陆打交道重新执政的日期将十分遥远。但是反观香港，中央推出众多惠港政策，香港普通老百姓全然没有感觉；中联办成了港人抗议的新战场；港府则成了港人心中北京干预香港政治的新标志，这一切不能不引人思考。
在2017年特首和之后2020年的立法会直选，北京中央必须清晰了解香港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共识，不然很可能将直接面对反对派特首产生所带来的极大挑战。北京政府应该认识到，香港的重要性除了展示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台湾的示范外，对内地城市在产业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也都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如果香港能在非政治因素下成功转型，保持繁荣和稳定，“香港模式”对中央政府就有了更多一层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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