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三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的一、二、三把手，一定要认识到选好接班人是个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知会出什么事。”
粉碎“四人帮”后，大量的老干部平反后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仅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的就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偏高，较多都在61岁以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构庞大、职数多。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班子的职数，平均都在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班子，都在10人以上，正副省长达20多人……
1980年春节前后，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让一名副部长带着10个工作组分赴各省、市、自治区考察优秀中青年干部。不久，10个工作组回到北京，带回大量考察的推荐对象。宋任穷组织中组部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筛选，最后以拥护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讲党性、不搞派性和结合建国32年的历史表现作为取舍标准，形成了一个160人的名单上报中央。
这份名单在中央主要领导中传阅。多少年后，宋任穷透露：邓小平看了这个名单后，严肃地指出，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消息传到中组部，宋任穷感到工作没做好。显然，选拔对象中，50岁以下，45岁左右的年轻干部，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还比较少。
1981年夏天，全党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又全面重新上马。这时，宋任穷组织中组部起草了一份具有开拓性的指导意见：从50岁以下大专、中专或是有同等文化程度的优秀干部中，选拔一批可进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班子的对象。规定省、市、自治区要备有4--8名，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要备有1~3名，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掌握200~300名、45岁以下准备担任地、市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宋任穷还要求各级党委每年从应届大学生中，挑选一定数量政治品德好、作风正派、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放到基层锻炼培养。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对此项意见大加赞赏，中组部迅速将其下发实施。
1982年，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办公室在京西宾馆挂牌成立。中央任命宋任穷兼任中央省级机构改革指导小组组长。任命下达当天，他即转战京西宾馆，向指导小组的11名成员讲解由他亲自组织起草，经中央同意的省级班子配备的几点原则性意见：“党委书记、副书记：小省4人，一般省5人，大省6人。常委：小省9人，一般省11人，大省13人，个别省不超过15人。省长1人，副省长3~5人，个别省不超过6人。纪检委书记1人，副书记2~3人，常委7~9人。人大设主任1人，副主任7~13人。政协设主席1人，副主席9~15人。”
宋任穷特别提醒，常委中要有军区主要负责干部参加，要注意有女同志，少数民族比较多的省应有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二、三把手中，至少要有1名55岁左右德才兼备的干部。常委中55岁以下不得小于1/3。副省级以上的干部，大专文化程度要占1/3。另外，经中央考虑，鉴于沈阳、西安、武汉、广州、重庆、南京6个大城市老干部多，可以设顾问委员会，“顾委主任1人，副主任2~3人。”
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的工作迅速展开。很快，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反馈上来。那时，京西宾馆机构改革指导小组所占的那层楼，如同战役指挥中心，各地领导亲自来京汇报，座谈会不断，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在选拔期间，宋任穷发现各地均有一批50岁以下，党性强、有工作经验，但因文化水平不高，不能选拔上来，或选拔上来又被刷下去的干部。宋任穷感到很可惜。他知道，文化水平低不是这些干部的责任，那是十年浩劫之误，于是，他向中央建议，对这批干部进行“抢救”。中央书记处听取他的建议，在全国各高校设立文化班，安排这批干部脱产离开岗位学习。这次学习定为三年，毕业后重新回到工作中去。
1983年春天，收获的季节早早来临。借机构改革契机，全国高级干部层次的质量提到了一个新水平。最令宋任穷欣慰的是，通过此次机构改革选拔的这批年轻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省级领导骨干，担任了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主要领导职务，还有一批优秀者进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一大批政要人物和时代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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