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自由派人士随即在北京召开数场讨论会，呼吁深化改革。中共官媒亦对此有所报道。单纯从该迹象判断，这似乎是习近平时代言路有所放开的积极信号。事实上，中共对舆论的掌控，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甚至一度被视为进行全方位改革的“试金石”。胡锦涛的十年执政期，言论生态并未见有明显起色，如今就看习近平将如何在言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了。这既是习近平未来执政的一大挑战，也是公共评断其执政能力的一大“标尺”。
中共言论管制二三事
相对于西方国家竭力倡导并外宣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中共自执政开始便因“一党专制”与此类形容相去甚远。延续至今，随着社会大转型期和大辩论时代的到来，一股倒逼之势时时拷问着中共治下的现有言论生态。那么，究竟哪些方面的切切实实的管控，使得中共直至现在还始终贴着“专制”的标签？
说到管控，政治信息的严加限制可谓首当其冲。这也是中共一贯的传统做派，即事关国家政治的人事信息都只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获知。即便有消息发出，也是经过主流媒体权衡轻重、各方做出的选择性公开。比如国家领导人与某某国外政要会面、某某领导人赴某地考察，讲了什么话，见了什么人。凡此等等，早已成了以《人民日报》牵头的中央机关报的常规报道模式。
事实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与往日。相应地，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热情也在同步提升。但中共当局除了始终以一副低调且不可告人的姿态示人外，在很多敏感问题上的言论钳制，也与民众高涨的获知欲形成强烈反差。比如在“文革”、“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上，中共始终未能以坦然姿态待之。以至于每每遇到文革回潮迹象，或是“六四”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都会无一例外地出现部分民众的一阵声讨以及官方的噤声、在互联网层面的敏感词屏蔽等。
将视角拉回到今时今日，习近平背部受伤、《纽约时报》揭秘温家宝家人巨额资产等事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噤声和屏蔽。其实，在习近平突然淡出公众视野引起的多大数十个版本的猜疑来看，如果官方当局一开始未表现得遮遮掩掩，而是明确告知公众习却因背部受伤故而未能出席议程中的会面安排，此事或将不会被各方演绎得近乎传奇故事。而在《纽约时报》揭秘温家宝家人巨额资产中，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已经不得而知且很难考证，但其间大范围的禁言和言论管制无疑又成了公众质问中共钳制言论自由的一大把柄。
这一点，在盛嚣2012年的重庆事件上亦有鲜明体现。虽然事件爆发伊始至今，中共一直在以切割思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示人，而且不管是谷开来的审判，还是王立军的审判，中共官方通讯社都在审理接受后及时向外发布了案情始末，并对来龙去脉进行事无巨细的再现。这是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比较而言，互联网层面的管控却始终未能有所放松。比如与重庆事件相关的人或事，在论坛及微博平台上，都成了重点屏蔽对象。而且屏蔽之严苛、之细致令人咋舌。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各类矛盾突出的群体性事件以及被冠之以异见分子的群体身上。就前者而言，从2012年爆发的诸多围绕环境问题而起的群体性事件中，如启东、什邡、宁波等地先后发生的官民激烈对抗，官方消息总是未能在各类小道消息泛滥之前通达民众。而且当事件交织着最为激烈的防暴弹、打砸抢时，官方的消息还只是停留在如何化解、当地官员如何表态等等方面。
以至于，对那些充满暴力想象的情节，只能任由民众去自由发挥。
此外，在重大灾难面前，中共的信息公布也是不尽如人意的。比如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员伤亡，官方预报还休的姿态，长期积累后形成了“报多少老百姓都不相信”的格局。这一局面，虽然在2003年SARS肆虐事件中有所改观，但民众心头的阴云却并未彻底消散。民众不信任的“后遗症”，在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2012年北京暴雨的信息公开上，有直接体现。
言论自由的价值和限度
言论自由对中国民众来说，已然成了脱口而出的诉求。但其真正的价值何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作过一个简洁而集中的概括----“自由自在思考以及把你思考的自由地表达出来乃是发现及散布真实政治之不二法门”，“有了言论及集会之自由，公众讨论即能发挥其平常之功能，提供大众一适当的保护以对抗邪说之散布横行”。相反，“对人们自由思想、未来的希望及想象力的吓阻是危险的；因为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政府的稳定。”最后，布兰代斯得出结论：欲求长治久安，必须给予人们机会以自由地讨论表达既存的委屈以及如何加以补救之道。其实，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媒介。
所以，对中共当局而言，放开言论只是对民众权利的一种保障，而非制度的外向延伸。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于，不仅有助于搭建出观点的自由市场，从而维持和健全民主政治，还能形成对多数权利的制约。就后一点来说，近些年频频借助网络告破的贪污腐败案件，便是很好的说明。如刚刚被撤职的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就是网络反腐力量的一大例证。同样的情况，在网络形成的巨大舆论场中，早已屡见不鲜。
但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而是有一定边界和限定的。毛泽东言之，“对于那些试图颠覆政权的敌对势力，只能采取压制自由的方法，舆论必须一律。”但在具体界定和判断上，有害的谣言和听起来刺耳却中肯的意见之间，却有些含糊不清。有时候，为了将谣言扼杀在摇篮里，不惜将意见的部分也一概推倒。对民众而言，这与网络时代其日益提升的信息需求形成强烈反差，故而极易产生逆反心理；对中共而言，好比掉入了自己挖的“坑”里，以公信力的损伤为代价延续着恶性循环。
从言论自由的空间性上来看，即便在一贯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并非中国部分民众想象中的“象牙塔”，即绝对自由。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各个国家都明令禁止。如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也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新加坡、俄罗斯等国，也对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和稳定的谣言等，始终进行着大力度的治理和打压。比照而言，中国每每遭遇谣言“袭击”时的报业整顿或是言论管制，均会招来一阵声讨和反对，因为民众很容易将对政府对谣言的合理控制理解为对知情权、言论自由表达的钳制，从而忽略了谣言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
言论治理成习任期内“烫手山芋”
如果说毛、邓时代民众对言论自由的需求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到了江时代，尤其是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民众的表达诉求以及对执政层的期望值无疑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尤其是随着网络高新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会随之而起的大辩论，使得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望值远远超过了政府基于客观规律取得的进步。这也就意味着，习近平未来执政期内面对的一大考验，便是如何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也即，当局与时俱进的步伐能跟得上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期望值。
当前舆论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胡锦涛上台后，言论空间被进一步收窄。做出这一论断的证据包括：对文革、“六四”相关人和事的禁言；通过敏感词的管控遏制信息正常的流通，致使民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媒体报道红线及批评官员的尺度变化莫测，如被视为海外敌对势力代表的刘晓波因言获罪入狱、新近发生的羊城报系的整顿等。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中不仅有胡锦涛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影响，也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共在舆论管控上“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背景相关。此三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决定了中共在舆论改革上很难迈开步子。
此种舆论氛围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要想破除或是改良，也不是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的。对即将上任的习近平来说，面对由言论不自由争论诱发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面对国内外对现有言论生态日渐固化了的偏颇认知，面对社会创新型管理的迫切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考验，势必需要进行彻底的反思。而彻底，即意味着打破原有框架和“一对一”模式，从更加长远和宏观的角度，将言论治理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按部就班地推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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