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与逆境中的革命党人的交往
湖南醴陵妇女黄玉娇，所寓玲珑馆。1913年秋天脱籍家居，闭门谢客。当湖南革命党人傅熙湘一个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从省城长沙悄然回乡时，她毅然收留，使之免遭汤芗铭的杀害。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傅熙湘重新主持《长沙日报》。傅事后追忆说，“于时，秦焰尤张，楚氛甚恶。清湘百里，动成赤流；……飞章期播，志士魂惊；警电夕传，壮夫胆碎。……静言思之，慨其叹矣！则有倾城艳质施弱腕以扶将；绝世佳人，矢素心而熏沐。斫断枇杷之树，门闭车迷；歌残杨柳之枝，泥沾絮定。”1917年玉娇嫁人，傅熙湘整理两人往还所作诗篇集成《江薇感旧记》。1919年南社负责人柳亚子为《江薇感旧记题咏集》作序刊印，风尘女子黄玉娇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志士的事迹才广为流传。
1913年革命党人、原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避风。夏对在该妓院中学唱戏的董竹君一见倾心。董也对长得风度翩翩的夏有爱慕之意。董是被其父母以300元押入上海广东路清和坊妓院的。董发现夏之时“他们到堂子里来似乎不是为玩乐的。每次来，不是二人坐在炕床、茶几两边，面对面，便是三五人围着茶桌或是七八人围着圆桌，边吃边喝谈论国事。有时大概是谈什么机密吧，声音很低，还不时掉头瞅瞅周围……”直到有天夏对董说，“袁世凯下通缉令逮捕革命党人，因此我们借堂子掩护，开会商议……”，董才明白了这帮30岁左右的人常来妓院的真正原因。但她不愿夏为自己出钱赎身，设计自己跳出火坑。董竹君先是装病罢唱，老鸨无计可施，只好将董送到一处僻静的地方软禁起来，派了两个看守。过了一段日子董假装想回心转意，重操旧业，麻痹看守，乘其不备，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往夏之时住的旅馆而去。夏马上带她到虹口一家日本人开的松田旅馆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两人一道乘船流亡日本。1934年，接连生了两个女孩的董竹君不满丈夫夏之时的专横、霸道，毅然提出离婚。她在此前后开办了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今上海锦江饭店之前身)、锦江茶室等实业，成了上海滩上的女强人。
曾经担任汉口《大江报》记者发表短评《亡中国者即和平也》、武昌起义后任汉口军政分府参谋长、二次革命时在南京自任讨袁军总司令的何海鸣，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亡命日本。他自称“予流落江湖二十年，惟妓中尚遇有好人”，因此当政治矛盾纠结难解时“乃又复纵情北里”。他扬言“人生不能作拿破仑，便当作贾宝玉”。
不过何海鸣对妓女还是有些同情的。早在1916年何海鸣在新出版的《求幸福斋随笔》中提出，“在世界上作人已是一件苦事，而作中国人更苦，中国人固然苦，而中国人中之女子为妓女者乃苦益无可伦比。予每一涉足花从，必闻见许多凄惨之事，扫兴而退，遂以是为畏途。嗟乎！安得黄金千百万，尽超脱千百万可怜之女子出火坑哉！”他还愤怒驳斥了毫无人性的鸨母领家。照她们的说法“我之妓女因我之金钱所购来者，我为资本家而彼为劳动者，是当服从命令与人交接勿厌，以饱我囊橐”。他指责“斯言也违背人道极矣！以美国解放黑奴之例言之，文明国之人尚不以异种人为奴，而自国之人乃反以同胞为贩卖品，此应受死刑者也。若言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地位，则资本家应保护劳动者，工作尚有时间，应接岂无限制？似彼鸨所为惨无人理，固法律所不能许者也”。1926年何海鸣的《老琴师》、《娼门之母》、《嫖客》、《从良的教训》、《温文派》等五篇小说收入周瘦鹃编辑出版的《娼门小说集》，被人称为“娼门小说家”。在小说中他喊出了“妓女也是一个人”的呼声，提出了不能蔑视她们的人格，“还妓女以自由意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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