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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我们都是难民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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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极了的孙刺猬带领一群同样饥饿的人群包围了老东家的堡子,《一九四二》以此启动了整个故事。老东家支使人报官露馅激怒孙刺猬,原本的村人、邻人展开了惨烈的自相残杀,这就是冯小刚导演此前说到的中国人在灾难中所沦落出的奴性吧。

但在后来的情节里,电影没有就此做文章,对民族性格中不好一部分展开,或是不忍,或是不能,或是另有想法,影片还是转了弯,开始平静叙述人在面临饥饿时所做的无奈选择。当难民为了食物而被日本人雇佣、为日本人服务时,作为一名观众,我很难说出这是“奴性”。

没人愿意当奴隶。在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的同时,世界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在中国当局和难民们自己看来,哪一件事甚至是丘吉尔感冒都比300万饥民挨饿重要。在这种自轻自贱面前,谈什么人性?谈什么尊严?谈什么信仰?一切都变得无比苍白,只有“一口吃的”最重要,唯有“活着,并且活下去”的生命本能,是一脸菜色的那段历史中闪烁的光点。

这是部情节冰凉、细节温暖的电影,我清晰地看出,《一九四二》在表现所谓人的奴性的同时,在花费几倍的笔墨来叙述灾难时期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老东家的厚道,长工的忠诚,长幼尊卑的秩序,美好情感的底线,都被艰难而苍凉地维护着,这些温暖的细节有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幕,是栓柱和被买走的花枝在荒草地里互换棉裤,因为花枝的那条“更囫囵些”,这一幕包含的东西太多,有生存智慧,有男女情爱,有生死相托,这换的哪儿是棉裤,换的分明是命。

也只有以命封缄,栓柱才会在花枝的孩子丢失于火车顶之后,拼了生命危险也要冒雪跳车去找回她的孩子,会为了孩子遗留的一个核桃做的玩具和日本人拼命。在栓柱看来,那个核桃玩具是一个念想,是他活着并且怀念的唯一支撑。

影片不乏对中国百姓的同情、善良、守信、自我牺牲等品质的刻画,老东家三番两次借粮出去,花枝改嫁给栓柱让他“有媳妇可卖”,栓柱答应照顾好花枝的孩子,星星杀掉自己的爱猫给新出生的侄子熬汤,并在洛阳城外将自己卖掉救全家性命……这些都在有力地证实,《一九四二》并非一味表现绝望,它更试图想说明,这个悲苦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是因为它的人民即便自身如同被火焚烧的野草,也会在化成灰之前给自己留下来春发芽的种子。

以往读到中国百年饥饿史中任何一个难以置信的细节,都会有抑制不住的愤怒想要爆发出来,抑制不住有想要找人算账的冲动,但看完《一九四二》后,这愤怒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深深、深深的悲凉,不止一次哀叹:无论现在贫富与否,无论祖籍河南、山东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们都是难民的后代。饥饿饿死了300万河南人,也饿伤了几亿中国人的精神。

我们今天的贪侈挥霍、不懂珍惜,都是难民心态的强烈复仇。饥饿过久一下吃得很饱容易撑死这是个常识,但眼下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太过饱,乃至遗忘历史如同抛弃废纸。《一九四二》作为一部公映作品,它只是打开了中国历史诸多不为人知一面的一个缝隙,通过这条缝隙,能听到我们难民祖先尚未飘远的凄厉嚎哭。

《一九四二》是部真诚的电影,它克制了煽情,保持着尽可能平静和朴素的叙述,它没能百分百说出真话,但没有说一句假话。它不可能做到恢复1942年的全貌,但它讲述的是活生生曾发生过的历史,我们看它,因此也就无法仅仅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它是一块伤疤,隐隐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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