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多次提到 邓小平只坚持两点

若要分析邓小平的一套，萧功秦认为邓小平走的是新权威主义，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专制。“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者掌权、拨乱反正，排除党内保守派的干扰。”萧功秦说，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概括相当客观，赵紫阳多次提到，邓小平只坚持两点，第一点，共产党的领导，这点绝不能挑战，第二点，邓小平不关心所有制，怎样改都可以，只要经济好起来就行，因此邓小平走的就是新权威主义。

“八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曾经和邓小平介绍过新权威主义，说知识份子中有个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思潮，它的主要观点是，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不能立即实行民主，先需要经过一个权力集中阶段，通过经济发展，民主才能实现。邓小平对此的反应是，他说自己就是新权威主义，不过，这个词不好，可以换另一个词。”

萧功秦认为，中国从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新权威主义通过铁腕建立了威权，南方讲话则进一步与左派划清了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脱胎于共产革命体制的邓小平模式，到九十年代前期才正式成形，但这一“后革命体制”的新权威主义的发展，和一般的威权政治有个不同点，它是在一个共产主义革命体制的背景上发生的转型，客观上，邓小平是要走的正是威权政治的路线，因为威权政治就是政治集权与市场竞争相结合。

但这样强国家弱社会、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体制，萧功秦认为，也不能说没有优势，其优势特别表现在国有体制转制的过程中：“四千万工人下岗，用一位亲历的管理者的话来说，‘既是残酷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工会，当时决不可能迈过这一门坎，然而，也正因为威权体制下能迈出了这一步，意外使得经济私有化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国经济确实柳暗花明，工厂生产效率大为提高，银行也不再成为制造坏账的无底洞。再加上此后中国又成功加入WTO。产权明晰化，高效率劳动力，人口红利，这些因素使大量订单进入中国，形成了极其强势的竞争力，因此出现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在新权威体制下，从此迎来了百年未遇的良好发展时代。”

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反了过来，由于是强国家弱社会，弱社会无法对强国家进行制衡，因此萧功秦指出，权力腐败的情况会很严重，由于上层又特别担心民众挑战自己，于是就形成了大维稳的模式，用维稳的“不变应万变”，以代替渐进改革，形成如下恶性循环：腐败与社会不公----社会不满与群体事件----大维稳代替改革----矛盾进一步加剧，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形成后，腐败更严重，腐败官僚又害怕人民对他在经济上进一步的清算，因此更加收紧控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变成良性的威权政治而不是变成劣质的、退化的威权政治，还有许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