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宇被重庆市公安局劳教一年后，中国官方媒体罕见地发表评论批评此判决。一些言论自由的提倡者希望这是中国政府在权力交接前试图以宽松言论箝制以平息社会不安的迹象，但许多陆续报导显示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其实另有指向，即薄熙来案。
官媒对言论自由的意外声援？
任建宇被逮捕一年多、任建宇的维权律师浦志强上诉时，《环球时报》与《新京报》等中国官媒罕见发文，指政府镇压公民批评言论是过时手法。
《环球时报》10月12日专栏评论中表示，“在当代中国仍因为口头或书面批评而受到起诉和惩罚是令人担忧的。”评论也表示舆论和批评皆是公共监督的基本，它们可以发现社会问题、帮助社会治理以及推进社会进步。
任建宇除了在微博上转载与发表批评共产党的言论外，重庆公安也从他的住处搜出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根据10月18日的《南华早报》报导指出，除了对薄熙来的腐败表达不满之外，任也在2011年7月中国温州高铁撞车事故后，在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人照片旁边写下“中国共产党下台”；他也曾经转载表示希望一党独裁结束、自由民主万）岁的文字。
在任建宇确有发表这些言论的情形下，中国官方媒体仍对此案判决有所批评。10月16日《华盛顿邮报》报导认为这个发展是网络和微薄产生的正面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环球时报》的评论并没有提及任建宇针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批评，而是强调任建宇与其他因批评政府被捕的人，是针对政府在社会管理问题上的不足。10月11日的《环球时报》报导更是强调任建宇针对薄熙来在位时的批评。
报导指出，任被逮捕是因为他攻击重庆市政府的唱红运动，他转播批评重庆政府在唱红打黑时的言论，并认为这种政治运动是在鼓吹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环球时报》报导也强调任并非去年唯一一位因为批评重庆的政策和领导人的重庆市民。2011年4月，方洪因嘲弄薄熙来和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而被判刑；另一位重庆市民彭洪也因转发调侃市政府的“打黑”行动的漫画而被判两年劳教。
李大同：任建宇是单一事件
《南华早报》报导说，一些言论自由倡导者希望这次官媒的报导是一种象征性讯息，即北京当局有意图以允许公共讨论的方式来缓和高压紧张，或者说中国新领导人想首先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出手改革。
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杨恩（Doug Young）在接受访问时表示，高层有人希望看到这些报导（指官方批评任建宇的逮捕），但是在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出现这些官方对言论自由的公开支持表示非比寻常。杨恩并表示，乐观地想，这是一个正面信号，表示未来中共领导人或会以扩大自由言论为首要任务。
不过，《南华早报》认为这不表示北京会允许国内媒体对政府或高官作无限制的报导。在中国的微博上搜寻胡锦涛的名字仍然被禁。
因挑战新闻审查制度而被解除编辑职位的《中国青年报》李大同认为任建宇的官方报导只是单一事件，而人们现在可以公开讨论任建宇案是因为它是发生于重庆而且薄熙来被逐出权力中心，这并不表示改革已经发生。
中国的转型陷阱
《南华早报》也指出其他媒体工作的人认为任建宇事件有可能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在对任建宇判决的批评声出现的同时，北京也说会改革劳教制度。一位不愿具名的《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官方媒体也渐渐受到网络上新闻评论的影响。此记者说，《环球时报》对任建宇案的批评就是因为在新浪微博上对任案的讨论非常热烈。
虽然对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在新浪微博上仍是被禁止的，但它已经是中国网民揭发低阶官员腐败或滥权的主要途径。仅仅讨论和抗议任建宇的判决的微博就有80万条。《南华早报》认为，中国共产党希望维持一党专政，但中国民众对中共的不满与日俱增，因此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势必将面对要求言论自由的挑战。
改革派搭薄熙来案顺风车
另一方面，即使官方媒体批评任建宇案可能另有意图，即暗批薄熙来。改革派也可能视薄熙来案为一个经济也是法治的改革契机。
针对薄熙来事件，官方在十八大前藉赞颂并推广经济改革隐然批判薄熙来的新左路线不算少见。学界的经济改革推手也对薄熙来的极左路线大加挞伐。
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上痛批重庆极左路线。他认为重庆问题在于“文革的复辟和极左路线的死灰复燃”，任建宇是“重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而为他平反遭遇困难显示重庆极左路线必须被彻底清算。
除了以经济左右路线要求改革外，以薄熙来事件为出发点要求政府重视法治的声音也是存在的。
10月8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的社评在批评薄熙来的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加快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制度化，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亚洲时报在线》（Asia Times online）10月20日的报导认为改革派在等待一个改变现状的事件，而他们希望将薄熙来事件转化成中国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重生的的机遇之一。
孙立平：“（十八大）会后审结才是更大的手笔”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是习近平于清华大学就读时的论文指导教授，他在博客上发表了对薄熙来事件的想法。由于他与习近平师生关系，《亚洲时报在线》的彼得・李（Peter Li）表示， 他因此象征了改革派对新共产党领导者有影响的希望。
孙立平在博客表示，尽管在十八大前审结薄熙来案有利于十八大顺利开会和习近平接班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会后审结才是更大的手笔。理由：会后从容审结此案，政治功利性的色彩会更淡，可以更多地从为未来10年打下好的法治基础进行通盘考虑，作为以法治国的良好开端，甚至更有利于形成改革的“势”，成为重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契机。”
孙立平也表示，虽然舆论认为薄熙来的极左或红色路线是阻碍改革的典型代表，而薄的倒台有利于重启改革，但他却不完全同意。孙说“薄并非是阻碍改革势力的典型代表…主张倒退的力量是存在的，但其力量有限。”孙的这种说法在中国人普遍认为改革开放后生活品质大有改善的情况下是不难理解的。
他更认为，“真正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既不主张前进也不主张倒退的维持现状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在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孙立平在另一文章《转型陷阱不仅仅是对现状的一种解释，更是认识现状的一种框架》中，针对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做了说明，表示现在中国是身陷既得利益集团力量比改革力量和倒退力量都强的“转型陷阱”。
孙说“在‘转型陷阱’观点看来，中国的基本力量是‘一强二弱’。一强：既得利益集团。二弱：前进的力量与倒退的力量。二弱都是现在中国的边缘性力量。”孙并表示，一般的改革困境会是社会上只有两股力量，一改革一倒退，因此“在‘改革困境’的观点看来，现在是不进则退，不退则进，关键看前进与倒退的谁压倒谁。”但孙强调他认为中国面对的是“转型陷阱”。在转型陷阱中有三种力量，“最大的可能性是不进不退，维护现状。进一步说，前进与倒退的，都是对现状不满，都想突破现状，但方向不同，一个主张往前走，一个主张往后退；但由于两者都是边缘性力量，可能都不大。”
也就是说，假使情况是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大、改革派力量和主张倒退的力量皆小时，维持现状就会成为主要的力量。
在中国，以转型陷阱的观点来看，对薄熙来代表的倒退路线痛加挞伐并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孙立平说，以转型陷阱的观点来看，打倒倒退路线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可能是增强了前进的力量，走向真正的改革；另一种可能性是增强了维护现状的力量，变革更不可能。”他更强调更有另一种可能是，“前进与倒退互博，最后两败俱伤，威胁现状的可能性消除。”
《亚洲时报在线》的李表示，孙立平所分析的“转型陷阱”是政治的转型陷阱。相对于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所在意的”收入转型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一种无法从劳工密集的工业转型因此也无法将国民平均收入提昇到中等收入层次的困境），这种政治的转型陷阱才是中国需要面对的真正陷阱。
李认为孙立平的分析没说出口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现有的状况下是占了上风的。李认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干部工业复合体”。这个说法是参考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警告而来的。
中国真正的问题：“干部工业复合体”
薄熙来事件是否可以形成中国多方面改革的契机其实是有待观察。但是如果轻易地将薄熙来事件所代表的问题错当成改革的真正阻力，孙立平认为反而会“误导对实质性问题的判断”。
按照孙立平的说法，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疯狂的新毛主义者；真正的问题是共产党干部和商人即使知道这样的行为会导致整个国家毁坏的情况下，还是吸光了银行的贷款以装进自己口袋和图利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几乎毫无法律、行政和金融权责性，而这个问题正是中国无可避免的危机核心。
税改后，地方政府脱离中央政府的管制并被鼓励去开发自己的经济。地方政府们之后便到处发展房地产事业：以低价征收郊外的土地，而后将它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人。当中国中央政府于2008-09年推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事业们拿走了大笔的银行贷款并将它们投入收益性可疑的地方建设和房地产投资。
现下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皆趋缓，国际需求也急速下降，中国经济也已因过度经营和准备不足而无法在不制造浪费且不引起通膨的情况下，接受另一次刺激计划。中国真正的挑战----以适当消除负债来策划经济软着陆，以及遏止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过渡开销----是急需中央政府的主导来面对的。
然而在现有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发放资金到经济体主要且必要的管道，因此它们并没有改变现有制度的动机。
单单经济改革无法改变现有困境
李认为，中央领导人、理论家和媒体的挫折可以从一连串唿吁改革的文章看出。但李认为重点是这些唿吁是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或许提倡的改革手法模煳，但这也表示他们明白，仅靠经济改革并不能解决现有的困境。希望维持现有状况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问题的周围打转，它们给的建议都没有指向核心。它们的建议皆是这类：为银行纾困、谨慎地将房地产贬值、发放补助给予弱势者、或是选择性地给予能有效利用资金的工业部门经济刺激。
但是真正的改革者希望更多：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整合至市场制度里、以及建立起法律和公共的监督，这样的监督的主旨是减少贪污和增加经济效能和合理性。这些改革者要求的也就是民主、法治、以及增强市场经济的力量。
李认为或许这些手法在面对地方政府与国有事业的时候，是激烈的、痛苦且具有风险的。
为了进行这样具有政治难度且风险的路线，政治改革者需要一种撼动现有制度的改变；而薄熙来事件似乎并没有为中共领导者提供这种改变。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发生其他使得领导层必须马上进行这种彻底改革的大事件。
李表示这种改变现状的外在力量何时发生是要持续观察的。但李也认为，期望封闭的、拥有特权的、亟欲避开政治风险的中国党干部正视这种外力和改变，或许也是有其困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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