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风烛残年的时候，他面临两种选择：冒着风险进行政治改革，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回避政治改革的风险，可能社会问题丛生。他选择了后者。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留给继任者，这是给继任者以建功立业的时机。
当全世界成千上万智慧的头脑反思20世纪时，谁也不会忽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事实：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世纪末最后的20多年里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探索：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终结。其后，无论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抑或凯恩斯的政府干预，都致力于摆脱自由市场的弊端，强调政府的主观作用，国家主义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罗斯福政府与斯大林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他们都试图使国家政权超级庞大，毫无疑问，一直到1970年代国家主义都散发着魅力，整整一代在大萧条中成长的人们，都对绝对的自由市场深怀恐惧，他们内心都暗中渴望国家能像一个保姆一样照顾他们。最终，石油危机和滞胀的出现，让人们再次发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魅力。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就不无危言耸听地强调，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政策正在使西方世界走入奴役之路。
于是，无意间，邓小平的行动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当时全球的新风尚。在邓小平前往美国访问的1979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展开了重塑英国社会的行动。她在1979年冬天上台后的最重要的尝试是，如何使市场重新成为社会运转的中心力量，她心中的思想偶像不是凯恩斯，而是哈耶克。2年后，罗纳德·里根加入了这个行列，在引导美国重新获得“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的征途中，他依赖的武器除去“星球大战计划”，就是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
市场开始征服全球。但是，市场的全面胜利并不意味着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从此得到完满解决。在市场社会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既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财富的不平等必然带来全面的不平等。如何在一个不平等的市场社会里追求平等，这是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
但历史赋予邓小平的任务，是把中国引出计划经济的死胡同，并探索一种能容纳市场机制的新体制。就这一历史任务而言，他对得起历史。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只能在历史所给定的条件下完成有限的任务。他能把中国引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死胡同，就算做得很多了。
“我们是邓小平的一代。”几乎所有年龄超过40岁的人都会这样说。尽管他们彼此的年龄差距最高可达到30岁，但几乎无一不确信，他们生活的开端是1978年，生活的可能性从此被打开，他们有机会从农村回到城市，进入大学，他们中最幸运者还有机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外部世界。
20世纪60年代后的另一个时代潮流，是一个个由战争和革命所造就的激情四射的魅力型领袖的退场。在平静有序的生活中，人们并不需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生活，往哪走。但在形势险恶时，人们十分需要指路明灯，需要充满自信和激情的领袖凝聚人群共识，共渡难关。这就是戴高乐、毛泽东和纳赛尔那样的领袖人物当年横空出世必需的“时势”。执著和永不言败似乎是所有这类型领袖人物的共有特点。但过分自信的直接后果是不相信别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不可取代。所以，当他们离去时，国家政局的剧烈震荡和民众长期的失落和空虚几乎不可避免。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让中国可以在没有伟人的时代仍能够向前发展。 和毛泽东离开人世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没有全民的哭泣，没有过度的紧张和过度轻松，军队没有进入紧急状态，机关照常工作……股市只有18日下跌，以后连续几天一直呈上升趋势。这恐怕正是他所希望的----“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下注就下在我是否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国际上好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
1974年4月25日，一批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无意间成为一次世界范围民主浪潮的开端。这就是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其后的二十几年，尽管存在着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民主还是从少数国家的政治实践变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而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理，他还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在邓小平风烛残年的时候，他面临两种选择：冒着风险进行政治改革，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回避政治改革的风险，可能社会问题丛生。他选择了后者。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留给继任者，这是给继任者以建功立业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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