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照门”官员雷政富的落马掀开了十八大后的反腐高潮，在随后一个月里，先后有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孙德江、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等多名高官被调查，广东还创造了40天5高官落马的反腐“奇迹”。显然，这场反腐“集结号”早在习近平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吹响了。
习近平在当选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亮相时的讲话中提到：“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在随后的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他再次指出：“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有评论指出，习近平开局即祭出反腐大旗，正面迎战“亡党亡国”的危机，无论是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还是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诗句，都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和可以继续领导人民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决心。然笔者认为，与其说反腐倡廉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狠抓党内廉政建设的决心和意志，还不如说这是习近平，以及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历史使命，也充分说明了党内高层对此问题的共识。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共产党都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而“纯洁性”一直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撰文强调党内“纯洁性”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期善于自我反省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在往后的岁月中，无数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也获得了社会的普遍信赖与尊重，成了建党、建国和执政的基石。那时候的共产党人毫无疑问是清正廉明、思想纯洁的，先不论那些英雄模范，即使是最普通的共产党员也有着一颗“公仆心”。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共产党员或许经得起革命年代的生死考验，却经不住和平时期的权钱诱惑。在权力的驱使下，贪污、腐败、生活腐化、权力滥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恶习应运而生。尤其是到了新世纪，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传播媒介的发达，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多的被曝光出来，这些不但破坏了共产党的形象，更直接催生了社会矛盾的产生。
官员的权力滥用或不作为成了官民矛盾的导火索，乌坎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什邡事件等诸多群体性事件都足以引起党内的警惕和反思。人们甚至开始怀念起共产党成立之初的那些岁月，那时候党员干部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且从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如今，官员的腐化、政府的失职、官员与民众的严重脱离等都让老百姓很难再对党托付信任。“党员”一词在很多民众心中不再代表着“崇高与可信”
是时候“清理门户”了！
在共产党八千万的庞大队伍中难免鱼龙混杂，那么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清除这些“败坏门风”者，还原“纯洁性”，这不仅关乎一个政党存亡，更关乎13亿人民的福祉。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只有保持纯洁性才能保证其长久性和先进性。而无疑，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这是前所未有的考验，也是关键时期赋予“习李体系”的历史使命。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针对党内问题的“整风”运动，分别是1935年-1942年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1950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的全党全军整风运动；1957年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应该说，这三次整风都是共产党自身建设史上的丰碑，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也是客观存在，并应该得到反思的。虽然十八大后以习李为中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并未像过去那样在党内发文“整风”，但无论是习近平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和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还是李克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亦或是王岐山的“开会不准念稿”，都无疑在向外界传达一种变革的新气象，这种变革是积极的、务实的、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
不谈“整风”，但党内风气正在这种良性的带动下悄然改变。就在刚才，新闻报道里又有一位“表哥”（兰州市长袁占亭）和一位官场大鳄（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民众的举报下被调查了。有了这样的决心和魄力，民众有信心、有理由相信，一个强盛、美好的中国正离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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