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苹由上海而南京、而武汉、而西安，一路风尘仆仆寻寻觅觅来到延水河畔。
她是带着农村悍妇的一点野性、上海小市民的一点算计和演艺界的一点卖弄的混合味道进入红色延安的。
她来延安山城的目的很清楚，要找一个理想的男人作靠山。两种可能：或者像章泯型的文艺界掌握重权的大牌领导，可以让她演主角，可以让她出风头，可以让她走她热爱的表演艺术的老路；一是找俞先生或张旺那样的党内大人物，可以让她在演艺界鹤立鸡群，可以让她光宗耀祖，可以让她接触重权，可以让她一举成名。她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游弋，寻觅。
她作为一个漂亮女人一个著名影星一个在上海大世界赫赫有名的女人有这样的资本和权利。
不过这也是一条蜿蜒崎岖坎坷不平的山路。
好在延安的文化界知识界不乏从上海孤岛跑到延安的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人物。从上海大世界培养出来有混合气味的女人的气质和味道，具有吸引他们眼球的美貌和能力。
蓝苹到延安第一个黏上去的是朱先生。朱先生英俊健美，风流俊俏，是上海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上海大世界培养出来的青年的气质和味道。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田汉的学生。朱先生深受蓝苹的爱恋。初来乍到，蓝苹有两个向导，一是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二是这位青年才俊朱先生。蓝苹穿一身工作服，窈窕的身材腰间扎上一条皮带，现出她非同一般的魔鬼身材。她的山东话中混合着吴侬软语，未语先笑，十分可人。他们俩耳鬓厮磨出双入对频繁出现在延河畔，南关市场和其它党政机关。强劲的西北风没有吹走他们俊男靓女的上海气味儿。蓝苹在延安要求恢复她的党籍的时候，要求进党校学习的时候，主要是朱先生带着她到几个部门去跑，有时候是王观澜亲自给她跑。当年的延安人都以为她与朱先生是天生的一对儿，多般配啊！有当年的官员说：“她总是和她的朋友朱先生一起来我的办公室”。最后蓝苹的党籍问题还是她的前夫俞先生回延安开会找了陈云才解决了的。所以她觉得朱先生还是不行，朱先生只能满足她的一半即情人，然后她逐渐对朱先生失去了兴趣。
然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上海的情人大导演袁先生也在延安，袁先生正在负责组建延安电影制片厂，这在黄土高坡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嘿，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找了袁先生，但袁先生对她颇不热情，间或还有点架子，最后没有邀请她参加，而是邀请了她在上海的仇人陈波儿。哼！陈波儿哪儿比我强？她给陈波儿记了仇。陈波儿是同丁玲一块来的，她怀疑丁玲起了作用，给丁玲记了仇。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事件，在大礼堂演出《被践踏的人们》，主角没有给她，而是给了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孙维世年轻漂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风格非常娴熟自如，大获成功；只给了她一个小角色。她心里不平，外加对舞台已经陌生，未进入角色，延安反应不好。她恨孙维世，给孙维世记了仇。
1938年夏天，她在鲁迅艺术学院，与徐先生好上了。徐先生是鲁艺的教师，有说是教育长，反正他认为她是上海那样风情万种的名演员，她认为他是唐纳、章泯一样潇洒的文化大牌，一拍即合，如胶似漆。但不久徐先生追上了孙维世，蓝苹恼怒，咆哮，疯狂，徐先生与孙维世结了婚。这深仇大恨到文革才报了。
她曾经做过一个大梦。她突然觊觎著名大帅张国焘，她并不认识张国焘。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结束时，她确实看见中央中央领导开完会从窑洞里走出来。她给美国副教授维特克提供《红都女皇》的材料时吹嘘说“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过来向我问好”。在场的张国焘回忆说：“她当时只是一个艺人，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谁也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也就是说，领导同志没有和她打招呼，但是的确看到了她。”张国焘也看到了这位艺人（引文见特里尔书108页）。她判断张大帅应该知道她这位影星。恰好此时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不在延安。她的性格决定她没有不敢与邂逅而遇打招呼的男人，没有她不敢进的领导同志的窑洞，所以她贸然去了张国焘的窑洞。张国焘是在上海生活工作过的，也见过这个女人，所以没有拒绝。她与张国焘谈上海一些的旧事和新事，张国焘听着津津有味，但蓝苹把谈话进入实质阶段，提出要解决她恢复党籍，要承认她的革命经历，要进党校学习，丁玲和陈波儿已经进去，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张国焘一个问题也给她解决不了。她才明白张国焘已是位高权虚。然后，她很快又与一位王先生好起来了，天天在一起，粘得厉害。笔者这里抄一段美国作家特里尔的原话：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回忆：“蓝苹是一个放荡的女子，她好像离了男人就不能活似的”。“在延安，我丈夫的办公室是惟一的西式砖瓦窑洞，有床，有炉子，很舒服”，“蓝苹常和一个姓王的男演员在一起，只要她知道我丈夫不在办公室，她就带着那个姓王的住进去。他们离开后，床和炉子都还有热乎气”。蓝苹的性格颇为坚强；蓝苹感情之路颇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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