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众议院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2月16日将是大选的投票日，也可能是任职仅一年零三个月的野田首相的政治告别日。这种频繁换相的现象让许多关注日本的人士大惑不解，是不是日本政治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在中日关系仍由于钓鱼岛争端而处于僵持的时刻，日本大选将对未来的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一．频繁换相背后的日本
自从小泉纯一郎于2006年9月告别政坛以来，此后日本经历了6位首相，他们分别是：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平均任职时间只有大约一年，其中最短是鸠山由纪夫，只有大约八个月。
日本之所以频繁换相，与其政治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由众、参两院组成的国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首相对国会负责。在国会中，众议院的地位更加重要，因为它决定着首相的人选。作为议会内阁制国家，日本的首相不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经政党提名、由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如果两院选举结果不一致，就必须由两院组成协议会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以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作为国会的表决结果。所以，众议院起着实际上控制日本首相的产生，日本首相也往往由在众议院占据多数的政党领袖担任。
根据宪法，国会可通过内阁不信任案，首相也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重新选举。这就为频繁换相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因为内阁不信任案一旦通过，首相就必须辞职。而如果首相提前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也有可能导致换相。在现实的政治中，面对国会杯葛的首相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往往会根据时机祭出提前大选的武器，让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选民的选票进行裁决。如果他领导的党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其主张就会得以推行。但他如果误判形势，选举失利，则只有下台走人一条路。另外，在日本政党内部，其党领袖也常常发生变动。这样，即使是众议院没有重新选举，如果执政党的领袖发生了变动，日本首相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
虽然日本选举频繁，但这次大选实际上还是一次“迟来”的大选。因为早在今年8月，野田首相为了换取在野党支持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法案，承诺在“不远的将来”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但是，为了保住支持率持续低迷的民主党政权，野田一直未明确列出重新大选的时间表，对此，自民党等反对派穷追猛打，不断向民主党政权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野田佳彦终于在11月14日表示，如果自民党赞同选举制度改革相关法案，他将在16日解散众议院，并在一个月之后即12月16日举行大选，日本政治由此再次提前进入选举阶段（本届众议院的任期本应到2013年8月才结束）。各政党的领导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演讲，为本人和本党拉票。11月29日和30日，各政党的党首也分别在一家日本著名视频网站和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辩论会，向选民展示本党政见。
对于日本的频繁首相现象，有人斥之为“民主乱象”，这失之简单。日本有着稳定的官僚体制，内阁以及首相的更换并不会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实际运行。而且，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提前大选，都相当于各政党的政策在选民面前进行一次“公决”，政党因此上台或下台，或是进行政策调整，都是民主政治发挥作用的表现。当然，更深层次地看，这种频繁首相确实反映出日本政坛甚至整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明确的方向感，而这又是战后日本在经过多年高速发展进入经济增长缓慢、政治转型调整时期的一种必然症状。
如何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克服这种政治转型的症状，是日本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没有最右，只有更右
这次日本大选参选的政党众多，既有执政的民主党，也有老牌的自民党，还有一批新成立的政党，试图成为日本政治中的第三极。其中有由日本老牌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和年轻新锐政治家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共同领导的维新会、由62岁的滋贺县知事嘉田由纪新组建的日本未来党。
在这些政党中，由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和石原慎太郎领导的日本维新会成为最受欢迎两大政党，近期的诸多民意调查结果多表明自民党和维新会处在领先位置。最近的调查是由《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于11月29日公布的，其调查时间为26日-28日，其结果是自民党获得了23%的支持率，维新会以15%的支持率名列第二，执政的民主党则位列第三。
当然，在这些民调中，还有近一半的选民表示还没有决定投票意向，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内各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很可能还会有变化。特别是对于维新会这样新成立、政策又趋于强硬的政党来说，其支持率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变化空间。但不管如何，日本社会各方面对执政的民主党与老牌的自民党的认识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自民党胜过民主党的可能性很大。除非民主党能与维新会这样的政党相联合，才有可能在众议院中占据多数，进而组建政府。但考虑到民主常与维新会之间的政策歧见，这样的组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而最值得外界特别是中国关注的，则莫过于目前领先的政党“右”字当头，在外交政策上一个比一个强硬。民主党的短视与挑衅政策本是挑起这次钓鱼岛争端的原因，在11月30日的辩论会上，野田佳彦还在宣称“将继续以坚决的姿态应对”。当然，作为执政党，民主党尚有维持中日关系大局的谨慎考虑，而自民党和维新会则是全面右倾化。
自民党在其公布的竞选纲领中，就提出过加强日美同盟、扩充自卫队人员和装备、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定位为国防军、在钓鱼岛常驻公务人员等政策。11月29日，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东京都的街头演说中进一步提出，为了强化对钓鱼岛的防卫，有必要将海上自卫队的退役军舰移交给海上保安厅作为巡视船使用，同时将海上自卫队预备役自卫官编入海上保安厅，以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11月30日的党首辩论中，安倍一方面对于野田政府将钓鱼岛非法“国有化”一事表示全面支持，一方面又批评民主党的对华政策，称其一直顾虑中国，从而导致外交上的失败。
维新会于11月29日也发表了该党的竞选纲领。纲领明确提出，一旦获取政权，就要废除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宪法，独自制定日本新宪法。在新宪法中，将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并废除目前对国防预算占GDP比例的有关限制。石原慎太郎作为维新会的党代表，本来就是这轮钓鱼岛争端的“肇事者”，他领导下的维新会在钓鱼岛问题上毫不令人意外持强硬立场。根据这份维新会的纲领，日本应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并“督促”中国上国际法庭“解决”钓鱼岛问题。作为维新会代理党代表的桥下彻声称，中国和韩国在钓鱼岛和独岛问题上不接受国际法庭的管辖，这证明两国“还没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在11月30日的党首辩论中，石原继续指责日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在中国，并重申其在钓鱼岛上建设灯塔和船只避难所的主张。
三．中日关系将更加严峻？
可以想见，无论哪个政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胜出，无论谁当选为日本新首相，日本都很有可能全面右转，在对外政策中可能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这不但是日本政党轮替、领导人认识变化而产生的，也是新的地区权力结构变动与日本社会右翼回潮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谓地区权力的变化是指日本正在东北亚地区权力竞争中失去自己的优势。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则退居第三。在此之前，中国通过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保持着政治大国的优势，而日本则以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保持着经济大国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中国开始实现全面超越，日本危机感顿时加强。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增长质量与日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考虑到中国仍然是有一个很大发展潜力的后发国家，只要中国选择的道路正确，实现最终的全面超越是一件完全可期的事。
面对这一趋势，日本不是选择迎头赶上，与中国进行良性竞争，而是选择了右翼思潮来表达和发泄自己的危机感。这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在二战中的战略罪行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极右、保守思潮仍然有相当强大的社会基础。加上与中国民族主义的相互刺激，右翼思潮如同蔓延的烈火，已有席卷日本政坛之势。对于日本社会的日益保守化、右翼化，曾受日本统治的韩国最为警惕。《韩国经济》曾用“极右势力”一词来形容安倍晋三领导下的自民党。韩国外长金星焕则警告称，日本政坛有右倾化的迹象，日本在领土问题上正在变得更加保守、更加好斗，韩国正在密切关注、准备应对。
对中国来说，日本对华政策的右转则意味着日本将更加依赖日美同盟，在钓鱼岛等问题上采取更加不妥协的立场。当然，日本实施这一政策也受到很大的国内国际条件限制。在国内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任何执政的日本政党一方面有可能利用对华强硬姿态博取国内支持，另一方面也由于无法有效整合国内政治资源而可能会在具体执行对外政策中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在国际条件方面，美国奥巴马政府虽然在其第二任期内会继续奉行所谓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政策，但由这一战略有安全与战略上牵制中国、经济事务上奉行对华合作与利用的两面性，日本如果采取不惜与中国武力对抗的政策，也很难得美国的无条件支持。所以，可以估计，在日本新政府成立后，整个东亚地区局势，特别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很可能会继续僵持下去，并且在各种不测事件的刺激下，不乏升级的可能。但如果各方控制得宜，尚不致有发生地区性武力冲突与战争的风险。
当然，即使是僵持局势的持续，对相关国家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仍是不利的。这就要求未来的日本新政府能够以一种清醒的眼光看到地区权力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采取理性与负责任的态度发展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把政策的重心放到致力于合作与良性竞争的轨道上来。这样的日本，才是一个有希望的日本！这样的东北亚，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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