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辞
无论身处江湖还是庙堂，刘吉都不仅是中国改革道路的出色鼓呼者和坚定捍卫者，还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行动派。他独特的战略思维，强劲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思维的多元化，也使他成为最富个性和激情的改革理论家之一。
易中天问刘吉：“您还会跟新的总书记谈心吗？”
看到现在有人公然为“文革”翻案，刘吉觉得有必要让年轻人多了解这段历史，他准备写本书。
刘吉年度汉字：惊
我选的是“惊”，大吃一惊的“惊”。2012年我就是在“惊”字中度过的。比如说一开始重庆的王立军出事了。想不到呀，这以后就牵扯出薄熙来，大家没想过这个事。
但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神九上天，我们能潜到水下七千多米，那是非常惊叹；比如说我们看到奥运会，林丹还没得冠军，我们就心惊胆颤，得了冠军，他最后叫起来，我们也是心惊胆颤。还有很多惊喜的事情，比如莫言(专题)得了诺贝尔(专题)奖，这是中国文学家第一次得到这个奖。我从来不看模特，也不知道模特是怎么回事，到这里才知道有个国际超模，还进了世界第五，这很了不起，说明行行出状元。所以我跟她一握手，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刘雯，我说这是我们刘家的姑娘，大吃一惊。
易中天：好事你也惊，坏事你也惊，如果全国人民都像刘老这样，估计各家医院的心血管号就挂不上了，那肯定要出心脏病。
“我的中国梦就是强国梦！”
甫一落座，78岁的刘吉就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南方周末记者的关切。
采访地位于上海东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图书馆的一间办公室，他已经在此工作了12年，目前担任这所知名商学院的名誉院长。
他儿时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中学时文科成绩却异常优秀，“历史曾经得过105分，因为有创造性的表现”。1953年，旨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目标，赶超欧美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这个满怀强国梦的年轻人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志向。
第一志愿是东北工学院冶金系，“那个年代钢铁是最重要的，熊火燃烧是工业化的象征。”后来他被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录取，这在当时是最红的专业之一，他立志做一名红色工程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机电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距自己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
“文革”逆转了刘吉的命运，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酷批斗，这顶帽子一戴就是八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中国的一场灾难。刚开始的时候，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吃二茬苦，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最后却变成反革命了。”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和反思，“整个研究所七百多人，其中七分之一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挨整的都是好人，逼死的也是好人，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1979年，刘吉获得平反。此后，他走上领导岗位，历任上海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这场改革就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就觉得必须沿着邓小平开创的这条道路，改革到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刘吉家里曾经请过一位安徽太和县的保姆。这位保姆家里现在有两套房子，一幢是农村宅基地上建的，将来传给她儿子结婚用；另外在县城里买了一个公寓，两房一厅。
“我说你买两房一厅干什么，她说我跟我老伴在上海打工多年，准备年老时回去住的。她在上海待了十几年，将来再回到农村住，没有抽水马桶，蚊子、苍蝇很多，已经不习惯了。”
“这就是真实的农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谁带来的？邓小平带来的！所以，人家说，刘吉你是哪一派？是自由派，还是左派？我说得很清楚，我什么派都不是，我始终是一个人在这儿，我只是一个派，邓小平改革的坚定的拥护派。
“所以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邓小平的言论，或者是有偏离邓小平改革开放这条道路的事情，我就忍不住，我必须拍案而起。我必须写文章来反对。”
2000年，65岁的刘吉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担任了中国和欧盟联合创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中方执行院长。他再次将改革思维带进了校园，让政府官员接触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管理的理念和经验。
当时外方不理解：“哪有商学院培养政府官员的？”
“改革开放培养出很多企业家，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受计划经济思想支配，那就会发生冲突，”刘吉说，“企业家一干，有些缺少市场经济意识的政府官员就要审查人家，如果样样都要经过他们的批准，那市场经济怎么干？”
一本名叫《历史正在远去》的书已经列入他的晚年写作计划，这本写给青年人的书，要把多年来“压在心底的一些话说出来”。感受过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经历过和平建设进程中的辉煌成就和巨大挫折，还有改革开放的大变革，其间有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经历，也有“到一定层次上，了解全局”的经过，所以他觉得应该有责任做个记录。
“如果不写下来，很可能人们就遗忘了。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民族，但同时是一个非常健忘的民族，现在竟然还有人公然为‘文革’翻案。可见这段历史应该写给年轻人看。”
“人家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奔八十了，该休息了，还管那些闲事干什么？但是不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没完全成功。改革尚未成功，同志加倍努力！”
南方周末：
所谓的美国梦，一般意义上，在物质层面上指有一套房子，一个四口之家，还有两辆汽车。在精神层面上，可能指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竞争机会的平等，能够保障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这是普通美国人的梦想。而普通人的中国梦，应该是怎么样去实现？刘吉：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首先是要生存，然后是安全，最高层次叫做自我实现。因此，美国普通人要求的是物质丰富和思想自由，我想中国普通人也有这种梦想，但实现梦想要靠改革，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且用法律来保证公正，保证你有同等的机会去获得你应该有的物质或精神需求。
其实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就是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一个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是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第三个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要有利于这三条，那我们就大胆地干，抓紧历史机遇干。最后一条是民生问题，人民生活改善，过上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所以邓小平从来讲，我们干任何事情，都要问一问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支持不支持。最后一条也要问人民，生活有没有改善？
邓小平理论是完整的体系，国家、社会、人民三条，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人民生活的改善，贫穷就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贫穷呢？就是搞了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他一连讲了三个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最有体会，改革开放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南方周末：
所以才出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人按手印，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搞承包责任制，可以想象当时农民过得是什么生活。
刘吉：
小岗村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发源地，我曾经问过它的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小岗村的改革基本经验是什么？沈浩同志是个老实人，他说来参观的专家和领导很多，还没人说起过这个话题。
南方周末：
不就是八个字吗？包产到户，个人单干。
刘吉：
那是改革的内容，不是基本经验，后来我和凤阳县委书记说，我认为基本经验有三条：第一条是用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为什么？不要以为集体劳动，包括生产队劳动，人民公社劳动就代表先进生产力。工业之所以能代替农业，因为它进行了社会化分工协作，是先进生产力。那为什么说小农经济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呢？农民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树大要分杈，儿大要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就是不吃大锅饭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不仅父亲跟儿子在一起吃大锅饭，兄弟姐妹一起吃大锅饭，表兄表弟，堂兄堂妹，甚至不认识的隔壁邻居，大家都一起吃大锅饭，这就是落后生产力，所以这种效仿前苏联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是历史的倒退，而小岗村的农民要恢复的小农经济，反而是以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
第二条经验是什么？没有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莫谈改革。要改革，就要跟现行的法令、政策发生冲突，所以那18个人是冒着坐牢的危险来搞这场改革的。
这18个人签了一个生死状，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我这个书记、小队长被关进监牢以后，我们其他的人要把他的家养起来。改革者既要有决心，也要善于保护自己，这是第三条基本经验。
南方周末：
你年轻时怀有强烈的科学报国的梦想，为此立志当一名红色工程师，可“文革”时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受到很多折磨和打击；改革开放后，你的一些言论也曾被人误解和攻击。在这些时候，你是否怀疑或动摇过自己的梦想？
刘吉：
可以这么说，“文革”把我的强国梦暂时中断了，可这个梦想从来没有动摇过。在受到严重迫害的时候，我当然感到很悲观，但是国家怎么办呢？这个灾难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整个国家的。“文革”以后，李昌同志（“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首任校长）问我，你本来学汽车工程，为什么研究改革了？我就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有句有名的话，“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在“文革”十年中，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之大，没有一个平静的实验室。今日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我去当一个工程师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政治革命问题，夺取了政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社会改革才能使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解决社会改革的问题。
当年中国革命谁最坚决？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最坚决。现在改革谁最坚决？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最深的人。所以，我坚决拥护邓小平。
南方周末：
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不同利益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近年来一个社会趋势是，一些掌握了社会财富的精英人才开始移民海外，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社会平等竞争的机会不足？
刘吉：
要实现机会均等，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行到底。市场经济铁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要求自由竞争、法治经济，用法律来保证公平。市场经济也要求优胜劣汰，当然后来还应该化劣为优。社会舆论鼓励自由竞争，“今天不好好工作，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可一旦端了铁饭碗，优秀的人才就感到不公平了，对不对？他感到才能不能发挥，他创造的价值，不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好在现在开放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我到外国去”。
这个是我们应该反思的，有些政策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是把小生产的那种不患穷而患不均的意识又张扬起来了，造成社会出现很多问题。
只有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改革才能够在发展中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我们目前还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推进邓公发起的这场改革。
刘吉与易中天对谈
易中天：
你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又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培养了很多企业家，你更愿意让人称你为刘院长还是刘老板？
刘吉：
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介书生。如果称我教授，我就很感谢了。最好是叫老刘，我今年78岁，当然是老刘。
易中天：
刘老，我记得你曾有个观点叫“商人已死”，就是中国没有商人这个阶级，是这样吗？
刘吉：
我这个意思可能是有点误传了。准确地说，他们用资本家这个词，我说话不要这么说。商人是在封建社会的时候叫的，我们现在要叫企业家，社会主义企业家。这个词最能描述我们新一代从事商业、工业、金融等各方面商业活动的企业家。
易中天：
你刚才说你是坚决的邓小平派，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那你觉得这个改革开放对于实现中国人的梦想，它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刘吉：
邓小平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给了我们广阔天地，让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把梦想融合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中国梦里。易中天：
1990年代你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与总书记谈心》，现在刚开过十八大(专题)，选了新的总书记，您还会跟新的总书记谈心吗？
刘吉：
我想我们每一次表达我们的愿望，或是写出我们的观点，都是给总书记看的。因为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的掌舵人，他应该很好地倾听我们大家的意见。
易中天：
如果两件事你只能选择一件，一个是与总书记谈心，一个是与企业家谈心，你选哪个？
刘吉：
准确地说，日常生活中我跟企业家谈心，因为他们有很多智慧，他们实践中的问题是对我的教育；我要跟总书记谈心，没有他们给我的教育，我怎么跟总书记谈心呢？有了企业家的智慧、他们实践的东西、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我才能拿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总书记谈心。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