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很多海内外媒体都在关注着重庆、关注着“李庄事件”，我前不久刚刚从重庆回京，几十家媒体追访，回到北京又被围追堵截跟到家里。在重庆那几天，有一个特殊现象，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去了，这是我出狱一年多的首次中央级的媒体来采访，全过程的跟踪拍摄。
重庆的教训，是惨痛的，是用生命和血的代价换来的。
重庆这几年，我形容他们，就是疯狂老鼠坐上了过山车，在玩急流勇进的游戏。公安机关新上任领导对薄、王过去的做法也是非常痛恨的，现在很多正义的东西正在渐渐的恢复。到底重庆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死刑当事人、劳教当事人……这些数字，都要查清楚，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民众负责。
重庆这几年发生的事，触目惊心的很多，昨天，我在重庆刚刚接访了一个民营企业家，有十几亿的资产，很老实一个人，50多岁了，从没进过派出所，每年交7000万的税，有好几千员工，公安局突然有一天把他抓了，说！给谁行过贿？人家说没行过贿，专案组说我们干了这么多年都没你挣的多，你不玩黑社会不行贿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吊起来，打。我拍了照片还拍了视频，一个人什么罪没有，竟然进去就给戴死刑犯的脚镣，结果砸脚镣时，用力过大，钢钉都砸肉里去了，脚上留下一个黑洞。这些照片和视频都在我这儿，某省原省委书记的秘书陪着他一起来的，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的记者，正好都在我的房间，都目睹了这一切。
最残忍的是，给他弄到老虎凳上，拿铁链子勒着嘴往后拉，把他两边的下牙一共拉掉了6颗。
我曾经说一个观点，重庆打黑没收的资产是成百上千亿，成百上千，在这儿是一个形容词，其实何止千亿，注意，资产并不全是现金人民币，既包括固定资产，也包括流动资产，甚至包括债权，都是资产。至于打黑期间到底弄了多少现金？现在重庆官方没有精确的公布。因为没有官方的正式公布，非正式渠道的说法说，重庆打黑入国库的只是9个多亿，反正还不到10亿。
打黑高峰的时候，每个专案组都在想办法弄钱，有个被告人出来以后跟我说，审我的时候，那个警察的电话就响了，说6点以前必须报数，今天是多少？今天我们弄了1700万，那个说我们3900万，那边说等着用钱呢。赃款随案移送，是基本的法律常识，无论是钱还是物，还是凶器，还是视听资料，任何一个刑事案件侦察机关侦查终结以后，都应该移送到检察院，如果不便移送的，得罗列清单，交到检察院，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移交法院，法院终审判决，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而在当时的重庆，这些统统乱来。
自去年我6月11号出监狱，当时重庆打黑还在如日中天，我四次秘密前往重庆，主要是为了找我藏在龚刚模太太在肿瘤医院病房洗手间里的录音录像和照片。还有就是搜寻他们刑讯逼供的黑打证据。他们把我从北京秘密抓到重庆，第一天审讯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大三长已经开会决定了，这次不把你送到监狱，我这警服就不穿了！我当时还不信邪，一审开庭，跟他们强烈对抗，讲事实、讲法律、讲证据、讲程序，最后一看，没用！照样判你两年半，因为他们审前已经告诉我，大三长已经决定，必须把你送到监狱里去。他们从肿瘤医院抓走我的时候，我在车上跟他们争执，他们当时就说了，你如果这态度非判你不可。当年参与抓捕龚刚模的，是江北分局的刑警支队长带人抓的，最后他也得罪了王立军，为什么得罪了王立军呢？因为抓捕前，应该第一个先通知王局，让王局带着枪，拿着对讲机，准备好摄像，然后让王局第一个冲去，现场给他拍照！结果，他们擅自行动，没有告知王局，就把疑犯给抓了，王局比较生气，说你们以后行动前要提前报告，不得擅自行动，其实，就是没有给他摆拍的机会嘛，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龚刚模本来是一个个案，王局他们非要把他包装成黑社会，就把与龚刚模不相干的很多罪行套在龚刚模身上，以图全部没收他的财产，这位队长对此有不同意见，后来被边缘化，把他发配到边远区县万州，让他去搞当地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公安局长的黑材料。后来这个支队长也被王立军拿掉，关押了几个月，还被那个叫熊峰的警察打断左侧锁骨。现在家中休养，没有任何说法。
还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王立军摆拍的闹剧，他弄了一个重庆千余名特警乘专列去重庆的秀山，说那有一个地下兵工厂，把秀山包围起来，把央视也骗来，架好摄像机，王局穿着黑皮大衣，戴着黑皮手套，手拿对讲机，准备好了吧？开始！警察天兵天将，疑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警方大获全胜，其实，哪有什么地下兵工厂啊？就几个农民弄两把锉刀和老虎钳，当初查获的没有那么多枪支，怎么办？就把各个分局十多年前收缴的几千支锈迹斑斑枪拉过来摆好，架好摄像机开拍，看看、看看，地下兵工厂啊，造了这么多枪啊。
当时那个区的公安分局副局长也协助了王立军摆拍，后来被王立军提拔到市区任职，后来因为向公安部揭发王立军他们刑讯逼供打死疑犯，一个四川南充的，一个重庆当地的，非得逼着他们承认“3.19”枪案是他们所干，王立军知道被打小报告后，斥责他吃里扒外，也被拿下，说他黑社会保护伞，关了一年多，打的遍体鳞伤，最后也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放了，这个人现在也成了我的朋友，要求控告。枪是从哪弄来的？都是从各区县分局调来的，而且给他们下达指标，每个分局送来多少，就为了充数、摆拍。
薄、王当初为了造势，请了很多著名人士，去重庆为他们摇旗呐喊，去的人都要参观打黑成功展，打黑展厅门口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李庄，谁来参观，王立军就指着我的照片向人家介绍：看看！这就是中国最黑律师。到底谁黑？要不把真相揭露出来，把他们的罪恶和丑陋揭露出来，很多民众还蒙在鼓里，那样，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前两天在重庆，从机场接我到住酒店，从酒店到法院，从法院到机场，平时去饭店，陪同我的有一个人，叫忻建威，是王立军51个秘书里面的第三个秘书，王立军在重庆也就两三年，51个秘书，最短的，一天滚蛋，最长的就是他，跟了4个月，那天，在我住的酒店房间，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很多媒体都在，他穿着警服来了。那几天，我去哪儿他都亲自开车，说，李庄我保护着你！当着十几家记者的面，我说你穿着警服不怕暴露身份？他说我不怕！
后来记者就问他，到底王立军是个什么人？他就给讲了两个故事，他说我是他最长的一任秘书，包括给他拿鞋，喝水我得给他倒，这些活都得干。我就顶撞了他两回：其中一回是在天来大酒店，王立军来了以后就住这儿，有一天，他来个朋友，让我给开两天房，比如4号、5号两天，6号过12点了，房卡再去刷打不开门了，结果那天吃饭晚了一点，1点多他们才回来，王立军陪着朋友回房间，一刷卡打不开门，王立军急了，从6楼下到大厅，“忻建威!忻建威！在哪呢？”“王局我在这儿呢！”“你他妈了个X……”，王立军就破口大骂，“你们重庆警察都是残联的，你是不是残联派来的？房间到点了你不知道续房卡？”我说王局你让我定两天我就定了两天，王大骂：“滚蛋，马上滚！”就这么，滚了，他原来是保密室副主任、110指挥中心副主任，副处级干部，滚了没一个月，王局把他当作黑社会保护伞给抓了。
王立军就这么无法无天，他看着谁不顺眼就马上拿下。忻建威的事，还有一个问题，既没有拘留也没有逮捕，没有任何司法手续，什么手续都没有，就给关押了300多天，打的两耳出血。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当年的重庆比比皆是，讲50天都讲不完。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依法治国，实际上法治很简单，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将法形成一种制度，再用这种制度去规范、约束人们的一种游戏规则。如果超出了这个游戏规则范围和界限，那是不行的，那就不是法治。
重庆这几年，是法治吗？我在里面，《论语》看了好几遍，其中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意思就是你用高压、酷政去严打，老百姓被迫守法，内心的廉耻之心是没有的，重庆打黑时期，有些人说那时社会治安确实好，我想说，我国的文革和希特勒统治德国的时期，那是人类历史上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那叫法治吗，那叫野蛮暴政下的恐怖，那不是法治。
陈有西反思重庆模式：否定改革开放思想路线
陈有西经过两年多的观察、思考，我觉得，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是非常雄厚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不对重庆现象进行深刻地反思的话，发生重庆悲剧的土壤照样还存在，不在重庆发生，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
一、重庆模式为什么差点就成了
我出场为李庄辩护，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根本不知道重庆的水有这么深，当时只是“律师帮律师”（lawyerforlawyer）的想法。那时全国很多人“唱红”，对于重庆“打黑”，各省很多公安局，派人到重庆去学习，去向王立军取经。有的干部就直接调到了重庆，被王立军重用。有的地方还派副检察长去重庆挂职学习。
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叛逃，及其后一系列的问题的暴露和处理，真有可能重庆模式走向全国，真的是一步之遥。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将会怎样？我们越想越后怕。
为什么重庆模式差一点就成了呢？为什么诸多大学，学术重镇，都会失守，为他搞课题，为他背书，为他抽专家写那么多歌功颂德的“重庆模式”的书？为什么会这样缺免疫力？拿上几百万上千万的钱，就能为他摇旗呐喊？为什么诸多大网站，会连篇累牍地刊登他的“唱红打黑”？文革余孽和极左势力都出来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为什么没人阻击？如果重庆模式真成了，会是怎样的情况？
为什么重庆道路差点成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被重庆拿来做包装的“唱红”的思想基础，“红海洋”癔症，并没有彻底消除，对文革我们并没有真正清算和反思。主流意识上，薄的做法有强大的传统依据。我们曾经学苏联的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操纵，斯大林主义根深蒂固，文革发展到极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思考那么多年，我们的宪政思想有了一定复苏，到了90年代，很多地方回潮了，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了。唱红的基础，并不是重庆才有的。要回到计划经济、回到纯公有制、回到思想控制和个人祟拜，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浓厚的。
第二个是“打黑”的法律基础。我们的泛犯罪化立法，导致运用刑法工具整人非常容易。这一点不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感受不到的。我们1979年《刑法》、《刑诉法》两法实施以后，经过了30年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育，我们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现在的《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450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中国企业家，非常容易。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随便找找，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主找出十几个罪名，易如反掌，随便都能找到。只要这个公安局长心术不正想搞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逃得过这个法网。
市场经济初起阶段，我们有个“法律万能论”，出现一个问题，就立一个法去解决，出现一种要治理的社会问题，就立一个新的罪名。我之前就是从公安系统出来的，我深深感觉到，立法万能论对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严重破坏。现在中国《刑法》的法网，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逃得过去。用公检法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分分钟的事。而我们的宪法基础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视私有财产的。这种刑法思想是有宪法性依据的。重庆能够这样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剥夺他们，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同我们的这种宪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渊源相承的。王立军在公安局这样搞，检察院守不住起诉关，法院把不住审判关，最高法院把不住死刑关，就这样人就会被杀掉。所以，打黑的法律基础的隐患，只有我们深层了解的法律人，才能思考到。
第三个是“维稳”方针。高压“维稳”，就是王立军的典型做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警察内部搞党同伐异，大清洗，高度发挥警察强权的作用。搞专案组，钳制检察院、法院、滥用劳动教养职权，不要法律原则。“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这就是一些地方极为流行的庸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维稳三大方针”。“露头就打”、“消灭在萌芽状态”、“花钱买平安”，是典型的维稳套路。我只要“搞定”就好了，有事就采取高压手段，用大量的警察放到街上，办案用刑讯逼供，有不老老实实的，鼓动犯人打犯人，甚至直接搞死。所以这样的维稳方针，在重庆给了王立军一个可乘之机，王立军才敢这么干。刑讯逼供，私设铁山坪看守所，审讯室和羁押室不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没有入监记录，没有别人监督，所以可以连续吊打搞他八天八夜。龚刚模是大便小便都在裤子里，放下来到洗手间洗一下，没有衣服穿，就光着身子再拷回去。所以维稳这种思路，导致无法无天。你这里没有大事情，能把事情包住不暴露，你就是好局长。只要摆平，里面出点儿问题，都是次要的。
第四，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被否定。我们30年来，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梯次发展，先富帮后富，要让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重庆的做法，不是让穷人向富人看齐，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宣扬一种民粹主义，消灭先富，实现低水平的均富。另一方面，又培植自己的新的权贵，让他们在资产转移重组中大肆捞钱。自己也中饱私囊。这就是要回到文革去，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他不是想“农民上楼”，进一步剥夺农民的土地，把城市土地流转问题，扩展到农村去吗？不是把大量的大型私营企业消灭以后，将二三十亿、五六十亿的财产，两三亿就卖给国有企业，进行国进民退吗？国企再捐1.5亿给王立军，创立警察基金，给警察发好处，这样的消灭私有经济，用法律手段进行掠夺，实施“国进民退”，再用打黑没收资产，不经法定程序，用来进行面子工程和扶持民生收买民心，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还有就是社会舆论的绑架。他们很懂得舆论炒作，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网络媒体的连篇累牍宣传，大量给御用写作班子砸钱写书，在全国唯一强令电视台不做广告、用政府财政拨款，传播“红色”文化，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宣传不惜工本。所以当时重庆极左势力对舆论的利用、占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二、重庆问题的危害实质
重庆这套做法，对我们的政权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哪一些危害以及其危害的实质，主要分九个方面：
第一，治理方式：权治还是法治。这个很清楚，重庆走的就是权治的道路。表面上的法治，只是一个外衣。诸侯割据式的治理下，公共权力家丁化，法律规则被破坏殆尽。他可以随心所欲，指鹿为马，反白为黑，无罪的李庄可以轰轰烈烈地审判判成有罪，不该死的可以通过审判杀掉。
第二，发展方向：顺势还是逆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以来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要不要继续？是回到共同贫穷，杀富济贫，分蛋糕，还是继续扶持民企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蛋糕，在竞争中提高社会创富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政治导向：独裁还是民主。薄在重庆主政的一言堂风格暴露无遗。无论是同僚，还是下级，薄的工作作风不能容人随时显露。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集体领导，都被严重破坏。
第四，经济基础：计划还是市场。国进民退、政府强势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是重庆这些年组织经济的基本特征。公有制，还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重庆打黑，百分之百打了民营企业，没有一家国企。私人有钱了就是犯罪了。打黑的目的、针对的对象十分明确。重庆模式如果得逞，在全国推开“打黑”的话，很多民营企业都会被摧毁。这一点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第五，发展模式：长远还是短期。为了实现个人目的，他毕全市之力创造政绩，只要眼前搞得好，管你“十八大”以后重庆经济能不能继续维持，政府是不是破产。根据目前的一些调查研究披露，重庆现在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大量的引入投资，以及现在几千亿民营企业被打黑没收掉的资产，都无法复查恢复。有一些是现金、有一些是股权、有一些是房产。是支持重庆长期的发展，还是短期马上见效？如果他为了拿到一张政治门票的话，他把这些钱两年就花光是毫不犹豫的。他的这些做法还得到了一些百姓的拥护，管你怎么弄到的钱，也不管你以后怎么还，能够为重庆现实搞到钱建设的就是好官。
第六，组织路线：民主还是擅权。在全国，对全市公安机关干部采取全员下岗重聘，只有重庆。2300多个科所队长以上的中层干部一个命令全部重新来过，就是完全由他家天下决定的，他说用谁就用谁。对党政官员的任用，包括王立军的免职，都是视为私家天下。
第七，意识形态：多元还是盲从。唱红充分展示了重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奴化教育的恶果。花巨资强迫人民按照文革时的方式进行文化娱乐活动，对唯一的电视台进行节目的直接干预控制，对报纸和网站进行完全的操纵，有时不惜发布虚假不实消息。僧尼、学校、街道、精神病院、环卫工人，都被发动起来唱红。
第八，法律价值：公平还是镇压。法律程序变成演戏。检察院、法院完全成了贯彻长官意志的工具，丧失了基本的事实和法律把关的功能。大量劳教一些有不满言论的人。发一条微博劳教一年，转发一条微博劳教二年，公安和报纸能够串通起来诬陷律师嫖娼，全市律师被压制得不敢真正辩护，三年多没有任何不同声音。
第九，政治道德：公义还是私利。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书记夫人，能够指挥公安局长、区委书记、警卫人员帮助她杀人，毁尸，灭证。能够玩弄异性，能够为自己和亲属大肆捞钱。而在台面上又非常高调地标榜自己。做个两面人。
重庆民心的恢复，需要真相的揭示。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唱红的开支和效果，还是打黑对民营经济的摧残、对人权的践踏，都需要真相。我觉得整治重庆、反思教训，不单是为了重庆，而是为了整个中国。
三、重庆逆流对我们的警示
重庆事件，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呢？我们如何防止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某些地方再次发生呢？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地方上的一把手专权与党内民主化问题。一把手权力过大，形成诸侯政治，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需要重提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问题。
解决民营企业的地位和命运问题。这是重庆教训特别让我们引起注意的地方。民营经济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环境发育的重要成果，在一些地方已经占有大半壁江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持。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法律上给民营经济应有地位，将严重影响现有国民经济基础。还会导致无端伤害，和大量的民营资本和先富阶层外流。损害国家发展的后劲。要在政治上为民营经济正名、经济上对其理解和扶持、法律上严格保护合法民营经济的权益。
解决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模式问题。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投放重点逐渐内移。西部开发有很多机遇，也有一些急躁情绪。但是拔苗助长、用政治资源带动超常规发展的模式是不可复制、也很难长久坚持的。重庆的大投放经济效果如何，后续动力如何，都有待观察。
解决司法独立审查功能问题。重庆模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对人权的破坏，对法治规则的破坏，基本特征是警察权的强势，法院审判权、检察院监督权、律师辩护权，都让位于警察强权，实质是让位于个人的独裁个人专权。司法的审查功能、最后把关功能，基本都失守了。既没有保护住公民的财产权，也没有保护住自由权和生命权。再一次证明，司法独立，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走的道路。必须建立独立、客观、超脱，不受政党、政府、个人任意干预的独立的司法机制。防止个人权力、利益集团权力对司法的损害和破坏。
重庆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人心思变，政治家要有所作为。重庆现象，实际是在一个省区出现的全国性隐患的集中总暴露。这个坏事能够变成好事，让我们看清了不继续深化改革的严重后果，看清了不加快实质性政治变革的严重后果，看清了极左势力复辟的极大可能性和深厚的土壤。
反思重庆现象，是有全国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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