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这一届，对邓小平的遗产要继承，对邓小平的债务也要偿还。其中以民主、法制、分配不公，最为重要。
习近平最近的深圳之行，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总的来说，赞扬声盖过于批评。最令人振奋和刺激的不过是这两句：习近平是年轻版的邓小平；习近平南行是誓言继续走邓的道路。
客观地讲，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的的确确对中国近二十年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正因为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有了持续性、长足发展。
但笔者认为：邓小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经到了在继承邓小平政治遗产的同时（有些人大概不愿承认这个事实：邓小平的遗产，目前被阉割的只剩下猫论了。而这正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聪明所在。当然，这个还不是我此篇文章要谈的话题。我要谈的问题是：邓小平那种搞法在当年有其道理，但在现在就有些说道了），理清和偿还邓小平政治债务的时候了。
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目前面临的难题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不仅仅是是否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是必须将民主与法制提到议事日程上。像邓那样一个我挥手（这里只强调形式，不强调内容），你前进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改变人治，建立法治
我不否认猫论，这一点我反复强调过。从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邓的猫论对于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猫论已经引起了法律范围的争论，而且日趋与中国宪法相悖。
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如果坚持现有的宪法，猫论涉嫌违宪。如果坚持猫论，承认温家宝班子减少国企份额，即从目前的27%减少到10%，接近德国；以及非公三十六条，这里主要指国企改制部分合法，那么就该做宪法上的修改。
消除人治代替法治现象的宏观决策，应该在习近平这届得到落实。邓小平的话，就是邓小平的话，不是国家宪法。你习近平也一样！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改革开放的具体方针和内容，都应以宪法为基点。维护宪法，不仅是公民的义务，更是中国政府的义务。如果中国宪法阻碍了中国发展进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并有权提出修改方案。
民主，不能仅从党内开始，民主应该走向党外
我原曾说过：习近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充其量也就是进一步政企分家。党政分家，基本没戏。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应该是党政分家。既：政府是政府，政党是政党。
如果党政分开，真的会要了中共的命，中共无人敢开这个先河，那么可以从基层改革做起。我所说的从基层做起，指的是县一级政府的自由选举。
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如果从最小的单位说起，改革开放前，应该是生产队小队。而这个级别的选举，四五十年前就搞了。近十多年又搞了村、镇、乡一级选举。习近平如果能将地方选举，从乡镇扩大到县一级，便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初步改革，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
中国行政机构化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基本化分为四级：省、市、县、乡。目前我国乡政府民主选举基本铺开。但我认为，从建立民主制度的角度考虑，乡政府以下的自由选举，意义并不大。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中国的乡级政府，不是一个完整的地方政府，甚至乡级干部的人事调动，历来不是跨省的。中国最小的政府应该在县（区）。
县（区）是政府最小或最低层的单位。不仅公检法机构齐全，而且中央政府的很多垂直机构都止于县（区）。
而从县级政府的民选开始，才是真正建立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一个开端。如果自由选举只停留在乡级以下，那不过是中共自我开明的假象而已。
不要忘记广州的耻辱
最后要说的是：习主席：你此番深圳之行，不管是去追寻父亲的业绩，还是紧跟邓小平的足迹，都不要被广东今天的富裕蒙住了眼睛，不要让将你比喻成当年邓公的美言，把脑袋忽悠大了。广东最富的地方，也就不过珠三角的几个城市。而粤北、粤东、粤西，可以说是在全国最贫困的地方中也榜上有名。贫困到什么程度，你可以问一下汪洋。
仅以粤西部分乡镇为例。有资料显示，其贫困率超过51%。而按世界银行的统计，三十年前中国的整体贫困率约为53%。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在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改革开放都并没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
改革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富得流油的地方是广东，穷的榜上有名也是广东。这是广东的耻辱，是先富代后富承诺没有兑现的耻辱。社会分配不公，将严重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成败。
在坚持社会公平、反对权力腐败的同时，变人治于法制，不仅搞党内民主，也要搞党外民主，是习近平今后十年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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