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传播到很多国家，加剧了那里的社会动乱。印度的那夏里特运动就是一个事例。
印度是一个前现代传统深厚的国家，种性制度、宗教势力和土地私有在独立后的印度农村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因此社会矛盾在60年代很尖锐。然而社会矛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只有通过挑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但这却是毛主义的精髓。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十月革命后，是列宁建立第三国际向世界输出革命的结果。到了60年代，随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和中国的分裂，印度共产党也分裂成两派。
1964年，在毛主义影响下的印共成员从原来的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称自己为印共(马列)派，领导人叫马祖达。他们仿照中共对革命前中国社会的分析，把独立后的印度社会定性为新殖民地和半封建。新殖民地是说过去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独立了，但却又沦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在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是指印度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大地主制和相应的雇农制。
根据这个分析，马祖达认为印度革命首先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拒绝另外一派印度共产党人参与民主、走议会道路的途径，提出走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农民造反和农民革命的道路。
1967年，印度共产党(马列)派激进分子在马祖达领导下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拿夏巴里发动农民暴动，这场农民革命就被称为“那夏里特”运动。那夏里特运动否定整个印度社会结构，说除了农民和工人，其他都是买办和封建地主，全部政权机构都是为这些人和他们的外国主子服务，全部社会关系的实质都是压迫和剥削。这比毛主义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更极端。
对印度社会的这种阶级分析在实践中的唯一作用就是为毫无顾忌地采用暴力手段寻找借口。那夏里特运动在它通过武装暴动所控制的地区提出“剥夺剥夺者”的口号，要把“世界翻个底朝天”，废除地方政府和乡村权威，建立类似于农民协会的组织，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农民债务，烧毁地契证明和田契。
然而，那夏里特运动最突出的特征是用暴力从肉体上消灭全部乡村精英，包括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和乡村官吏。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 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
就像当年中国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这种极端做法即使在那夏里特运动内部也引起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疑虑和争论。在那夏里特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用来为这种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
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中杀人并不罕见，但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原始的手段去达到血腥的效果呢？
研究那夏里特运动的学者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提出这样一种解释。他们认为，那夏里特运动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徒手杀戮看成是培养一个“革命者”的过程。
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杀人和被杀者是统治关系，农民被地主和乡村精英踩在脚下，心理上认为这些人高高在上， 自己是低贱的。而现在，每向这个过去的主人砍一刀或打一棍，这种社会距离就消失一点，自己的身份就提高一点，直到最后把敌人消灭，自己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成为了“新人”。
就是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中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1967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拿夏里特运动拿去翻译，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如果说乡村暴力是那夏里特运动对中共农民运动的拙劣模仿，那么学生造反就是对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的照搬。
那夏里特运动在农村的口号是“消灭”，指的是从肉体上消灭乡村精英。在城市里，他们提出同样的口号，只不过由于城市政治条件的束缚，他们的目标从肉体消灭转移到来对教育制度和文化成果的消灭。
1970 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加尔各答的学生造反从砸毁塑像开始。在校园中和市区内的很多印度历史名人的雕塑和画像被毁坏。学生们就像那夏里特运动在农村砍下受害者的四肢和头颅一样，把很多塑像的头砍下来，一时马路上乱滚著很多这样残缺的塑像肢体和头颅。印度政府不得不在甘地的塑像前设置了24小时的警卫。
破坏塑像后，学生们开始袭击学校负责人，尤其是主管教务的副校长和教务长的办公室，砸毁里面的家具，撕毁文件档案，在墙上涂写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有的甚至引爆土制炸弹。这些学生袭击常常发生在校方最难以防范的时刻， 采取的策略是打了就走。除了这些暴力行为，更多的学生采取的造反行动是罢课罢考，威胁教授和恫吓那些想上课的学生，扰乱学校和教室秩序。
在校园以外，学生们袭击书店，发动了焚书运动，把很多名著拿到街上烧毁，包括甘地、尼赫鲁、泰戈尔和印度历史上影响很大的班加罗文艺复兴时期很多重要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加尔各答街道上一时黑烟滚滚，无数书籍付与一炬。
除了艺术和思想价值，在印度近代史上，这些被焚毁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都代表了和欧洲殖民主义和文化传统相区别的印度民族文化传统，在印度民族独立和独立后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这场以破坏塑像、捣毁教师办公室、焚毁书籍和扰乱校园秩序为内容的学生造反运动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星期，但却给加尔各答和邻近地区造成了动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市区公共秩序被扰乱。
当时印度的社会舆论对这种学生造反同声谴责，有社论的题目是“用毛对抗甘地”，意思是学生们用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和破坏一切的思想来对抗以甘地为代表的和平宽容的印度文化传统。社论说学生的行径既愚蠢又令人恶心。
这场学生造反是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自发产生的，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组织或领导。那夏里特运动的领导人马祖达曾经模仿毛泽东，号召学生们走出课堂和校园，去和工农相结合，向他们宣传毛主义和暴力革命。他并没有想到破坏塑像、焚毁书籍和在校园捣乱。
但学生们的自发造反很快就受到了马祖达的重视，他在这场破坏性运动的背后看出所谓的建设性，转而大力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他说：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任何信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人”都必须培养起对这个制度的仇恨。学生们的行动是破坏更是建设，因为“不破坏这个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不砸毁那些由买办资产阶级树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来”。
那夏里特运动的另一个理论家说“学生们的行动并不仅仅是消极的破坏。这些行动在摧毁旧塑像时树立了新的塑像”。在被摧毁的甘地的塑像的基础上树立起了印度暴力革命中的英雄的形象。这番话在思想和语言表达上都充分说明了马祖达和他的追随者深受毛泽东“不破旧就不能立新”这个文革逻辑的影响。
印度那夏里特运动在农村的滥杀无辜和在城市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农村革命和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在南亚大陆的翻版。和20世纪下半期很多模仿中共革命的暴力斗争一样，那夏里特运动没有任何积极的和正面的意义，纯粹是对文明和文化的拒绝和向原始和野蛮的复归。
在今天印度的政治词汇中，那夏里特运动所唤起的是对1970年那个“既愚蠢又令人恶心”的春天的回忆。
1967年7月《人民日报》社论：印度的春雷
霹雳一声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革命农民，起来造反了。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一块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红色地区在印度诞生了！这是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几个月来，大吉岭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打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枷锁，冲决了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向地主和种植园主夺粮、夺地、夺枪，惩治土豪劣绅，伏击“进剿”的反动军警，显示了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巨大威力。
什么帝国主义，什么修正主义，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什么反动军队和警察，统统都不在革命农民的眼里，统统要把它们踢翻，打倒在地。印共革命派做得对，做得好！中国人民为印度大吉岭地区的农民的革命风暴而热烈欢呼！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的人民，都为印度大吉岭地区农民的革命风暴而热烈欢呼！
印度农民起来造反，印度人民起来革命，是势所必然的，是印度国大党的反动统治逼出来的。国大党统治下的印度，形式上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国大党政府所代表的是印度封建王公、大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对内残酷地压迫和敲骨吸髓地剥削印度人民，对外除了继续依附于原来的宗主国英帝国主义之外，又投靠新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及其头号帮凶苏修集团，竭尽卖国之能事。这样，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几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印度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头上。
近几年来，国大党政府变本加厉地镇压和剥削印度人民，推行卖国政策，使得印度连年饥荒，饿殍遍野，印度的广大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印度广大的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现在，大吉岭地区革命农民终于起来造反，起来进行暴力革命。这是印度全国亿万人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的先声。印度人民一定会推倒这几座大山，彻底翻身。这是印度历史的总趋向，是不可抑止，不可阻挡的。
印度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关系到印度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五亿印度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印度革命必须走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胜利的道路，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远在四十年前就指出：“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主席早就明确地指出了农民问题在人民革命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者。印度是一个五亿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民又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一旦几亿印度农民被发动起来，就会形成印度革命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印度的无产阶级同几亿农民结合起来，就能够在印度广大的农村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就能够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民战争，去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印度革命的特点，同中国革命的特点一样，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印度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舍此没有任何其它的道路。什么“甘地主义”，什么“议会道路”，统统都是印度统治阶级麻醉印度人民的鸦片烟。只有依靠暴力革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拯救印度，才能取得印度人民的彻底解放。
具体地说，就是要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和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用毛主席所亲手制订的一整套人民战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对付暂时比革命力量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毛主席教导说：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印度幅员辽阔，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那里有着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只要印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依靠农民这支伟大的同盟军，完全有条件在印度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创建一个又一个先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起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的革命根据地，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曲折，终将由点到面、由小片到大片地波浪式地发展起来。这样，印度的革命就能够逐步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的胜利开辟道路。
大吉岭农村武装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得印度反动派惊慌失措，感到大难临头了。他们惊呼，大吉岭的农民暴动“将会变成全国性的灾难”。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吉岭农民的武装斗争镇压下去，力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丹吉叛徒集团和一小撮印共修正主义头目们，都在起劲地诽谤和攻击印共革命派和大吉岭革命农民的伟大的壮举。西孟加拉邦的所谓“非国大党政府”，也公然同印度反动派一起，对大吉岭的革命农民实行血腥镇压。这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伙叛徒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走狗，是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奴仆，所谓“非国大党政府”，不过是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如何配合起来，进行破坏和镇压，印共革命派和大吉岭革命农民所点燃起来的武装斗争的火炬是熄灭不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吉岭的星星之火，终将燎原，一定要燎原。一场席卷全印度的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风暴，终将到来，一定要到来！尽管印度革命斗争的道路是长期的、曲折的，但是印度的革命，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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