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
一位从国内来的朋友说，海外民运人士和国内异议人士不一样，是两类人，后者素质更高。这似乎不是事实。事实上，中国的异议人士在海外叫做民运人士，在国内就是维权人士。典型例子是：刘晓波回国，由民运人士变为维权领袖；余杰出国，由维权领袖变为民运人士。他们人没变，素质没变，变的只是角色和环境。有趣的是，历史会不断重演，读史人觉得可笑，当事人却浑然不觉。
戊戌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孙中山前往求见，康拒绝：你是革命党，我是保皇党，我们俩人不一样。“89民运”失败后，陈一谘、万润南逃到巴黎成立民阵，王秉章赶赴参加被以同样理由拒绝。2006年，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中国异议份子，余杰和王怡排挤同行的郭飞雄，理由还是：我们和他们（民运人士）不一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局的打压，无论是孙黄还是康梁，陈一谘还是王秉章，包括后来的余杰，最终都走上了同一条路，成了一样的人。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看，共产党和人民也是一样的人。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人民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的问题。中共有八千万党员，从统计学上讲，这是一个足够大的SAMPLE，如果这个SAMPLE还不代表人民，就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人民利益的对立是个伪命题。真正和人民对立的是权贵集团。通过党内民主，完全有可能把共产党和权贵集团剥离，使它真正代表人民，或更准确地说，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
党内民主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
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身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外矛盾的方法。自中共成立以来，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
鉴于这一历史教训，十八大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承认党内的不同派系集团，公平竞争并善待反对派。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也只有一个党---华盛顿革命党。它没有与被赶到加拿大的保皇党或国内托马斯-潘恩的民粹派分享政权，而是自我分裂成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共政改的最大限度是党内民主。
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开放党禁，与其它政党分享政权。 但中共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最终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形成事实上的两党竞争制度。
中共政改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直选的经验，在可控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七、八年再来一次。
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当今社会的痼疾---腐败，懈怠，信仰危机，执政党公信力下降---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
事实上，今天中共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永久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党内民主中消失的中共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结束语：不会再有十九大
军国为政改的成功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是因为它没有信仰，不怕离经叛道，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局面，为各种政治实验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浪漫的党国领袖不同，军国领袖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信奉马基雅佛利，随时在拿破伦的狐狸和狮子之间选择角色。
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这样的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是，以后就不再需要这样的人了。除非政治改革成功，很难想像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发生革命。但政权完全可能自我崩溃。
在今天的中国，推翻一个政权不再需要三大野战军，三大战役和三年解放战争；如中东茉莉花革命显示，一根火柴就足够了。记得在苏-东-波相继解体后，余英时曾对我说：“如果明天打开报纸看到中共垮台，我不会吃惊。因为你看哪一个共产党国家垮台超过一天的？”
这不是诅咒，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对民族命运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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