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中国籍作家莫言在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的新闻发布会、演讲、作品诵读及讨论会上，莫言都无一例外地被追问到政治和言论自由问题。中国的言论自由是什么情况，西方意识里已经有了基本形态，之所以追问，不过是想借莫言之口得以正式“表达”和再次确认。针对此，连日来的评论也接踵而至。莫言授奖仪式后，中共官媒更是直言批驳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不满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莫言获奖引发的争议和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在狱中而起的争论激烈碰撞，所以言论自由的话题一直缠绕着莫言。6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包括134名诺奖获得者在内约300人向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发联署信，要求释放刘晓波的问题时，莫言答道----“我一贯喜欢独来独往，逼我表态，我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的一贯态度。”
这是莫言瑞典行期间在公开场合首次避谈刘晓波。此后，在作品诵读及讨论会上，当被问及与言论自由密切相关的出版审查制度时，莫言援引自己在机场接受的海关检查的经历，称“世界上完全的自由和检查都是不存在的”。“中国有书报检查，西方也有。而且对中国出版界比较了解的话，现在的尺度比30年前宽了许多许多。”
关于莫言的讨论还是在继续，围绕中国当前言论自由的指摘亦是水涨船高。就此，中共官媒11日发表题为《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的社评，直言不讳地批驳了反复拿言论自由围堵莫言的群体----“反复质问中国人万众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国家是否有‘言论自由’，这是我们常说的‘对比’吗？这就是装孙子，是在一个光荣的时刻成心要制造些不痛快。”同时还在结尾处再次呈明了己方立场、态度----“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它当然会在中国不断发展。但用‘中国为什么不像西方那样言论自由’来教训这个崛起得相当有条理的国家，就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话题。”
鉴于该报的官方色彩，而且措辞很容易引发广泛传播效应，所以该文发出后，旋即被诸多市场化媒体转引并推至显要位置。此前，在《警惕诺奖沦为新时代“傲慢与偏见”推手》一文中，已经对舆论关注的有关莫言政治问题的讨论明确了立场。也即，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刻板成见，早已是每年诺奖揭晓期如约而至且备受瞩目的一大看点。此次用“言论自由”围堵莫言，虽则与揪住政治问题不放有所异，但内在或质疑或追问的逻辑却如出一辙。
其实，在十八大的前前后后，关于言论自由的话题就已经盛嚣尘上，而且一度还成为胡锦涛十年政绩的“绊脚石”。但如果将胡锦涛执政十年里的言论尺度与毛邓时代做一对比，很容易便可得出“极大改善”的结论。但为何民间舆论场还是充斥着一股怨气和愤愤不平？究其原因，是由民众主观愿望不断变化、中共限于客观环境又很难与时俱进造成的。比如，在对一些传统平面媒体方面，如炎黄春秋、乌有之乡等另类媒体的存在，以及郎咸平等惯于针砭时弊的意见领袖言论得以广为传播，相比于以往要放开得多；在电子舆论方面，韩寒的“刺头”文章得以传播，受干扰程度不大。
当诸如此类的“放松”与敏感词被屏蔽、政治问题一刀切噤声的“收紧”发生冲撞时，大多数民众还是将目光锁定在了后者上，并对前者采取了选择性失明。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在面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方式大发展时，还难以很快适应，容易循旧例采用相对简单的方法。
然从言论自由的空间性上来看，即便在一贯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并非是中国部分民众想象中的“象牙塔”，即绝对言论自由。对于那些有损于国家利益、颠覆政府的言论，各个国家都明令禁止。如“9•11”事件以后，一些批评美国政府和布什总统的媒体被禁止，美国之音的代理台长也由于播放对基地组织头目的采访而被撤职。新加坡、俄罗斯等国，也对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和稳定的谣言等，始终进行着大力度的治理和打压。比照而言，中国每每遭遇谣言“袭击”时的报业整顿或是言论管制，均会招来一阵反对和声讨，因为民众很容易将政府对谣言的合理控制理解为对公众知情权、言论自由的钳制，而忽略了谣言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
回到莫言被追问“言论自由”问题上来，虽然接连几日的围堵颇为猛烈，但授奖仪式结束后，莫言即可很快避免再因言论自由问题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对中国而言，这样的追问却很难如此简单地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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