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港媒评论指，中央现在对港政策偏离了邓小平当年的意愿，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应检视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对港政策的偏差之处，重申邓小平当年的设想，才可决香港政治困局。
“1997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的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以上是邓小平在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收录于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4页。
重温邓小平讲话 助了解港困局形成
重温上述邓小平的讲话，对于我们了解今天香港政治困局怎样形成，有莫大裨益。
最近中央举行十八大，前总书记胡锦涛发表的政治报告对香港政策有些新提法。其后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发表题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文章，被视为详细阐释政治报告内的观点。香港的资深中国问题分析家程翔上星期五在本报依据政治报告和张文分析中共十八大所预示对港政策的转变，画龙点睛，必须一读。
总的来说，现时中央认为香港的问题源于有人搞破坏，外有敌对势力干预，内有反动分子配合。过往中央对港太宽松，应加强运用《基本法》内备而未用的权力。香港内部的错误行为与言论，应予遏制。
如果掌握上述的中央态度，就不难明白一些本地亲北京势力的言论：“倒梁”运动是既得利益集团、港英余孽、泛民主派的结盟；回归以来由于民主派掌握了话语权而使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有所误解；港独势力正在萌芽；本地法官不尊重人大、不懂中国法律法制等等。
总而言之，香港当前的政治困局都是由于反动势力搞破坏，千错万错不会错在中央。如果中央真的有错，就是过往太宽松，没有适时运用权力。
香港今天政治困局的形成，究竟中央政策有没有偏差？只要细心对比一下前文引述邓小平的讲话与香港的现况，答案不难找到。
邓小平认为管理香港的人，最好多选一些中间的人，左的当然要有，但要尽量少，也要有点右的人。
左中右这些词汇，用中共的框架套用到香港，可以说那些与北京关系密切、能够忠实执行政策的应该算是左。如果撇除外来势力，也许最大的右的力量应该是民主派。中间力量有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公务员、商界、专业精英。
如果说既得利益集团（商界）、港英余孽（公务员、专业精英）与民主派结合，即是说梁振英政府主要只代表左的势力，不是大大偏离了邓小平当年的意愿吗？
如果中央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靠动用中央的至高无上权力，又何须“一国两制”，也不必要由港人自己组成本地政府。
进一步分析邓小平的谈话，他不单不认为中央要使用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是特区政府内亦不必以能忠实执行中央政策的人为主体。这些人要有，但尽量少些。要有是提供一个联系，让有关人士在政府内通过说理的方法争取中间力量，而不是借重他们以中央的无上权威，压服其它人追随其立场和意见。
邓小平就香港执政班子中左中右势力分布的见解，不可能写进基本法，但是深刻而精辟，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一个政治平衡才最有利于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避免港人治港逐渐走样。7回归后，邓小平当年的设想未有被落实。特区执政班子中，基本上右的势力完全没有。回归初期，中间的势力确实多一点，但左的却在不断增长。
左的势力的增长在2012年特首选举中迈向新高峰。梁振英多次否认是共产党员，但一般都相信他会忠实执行中央的政策，属于左的一翼。特首选举委员会内本来中间的占较微多数，左的接近半数，右的只有少于20%的势力。但中央恐怕单靠左的选委不足令梁振英当选，于是强力操盘，逼令中间势力支持梁。结果中间势力亦只有少数弃唐投梁。梁振英最后以不足六成选委票数当选。
这场选举对原来已是困难的香港政局添烦添乱。邓小平当年说：“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舒畅一些。”现在正因为不是“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都不舒畅。
邓小平也说：“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但现在香港左的力量寸土必争，每一个小节都不退让。现在中央不单要管特首，连司局长也要管，这样处理也偏离了当年邓小平的意愿。
最近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访问深圳，重申必须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除改革开放外，用“一国两制”构想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也是邓小平对中国的一大贡献，也许习近平也应该检视一下香港回归15年来中央对港政策的偏差之处，重申邓小平当年的设想，这才是解决香港政治困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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