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中国1958年年底至1962年初大饥荒的历史书《墓碑》已经出版。作者《炎黄春秋》副社长、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盛赞胡锦涛的裸退，对于在十八大上选出的中共新领导是否政改并不乐观，他认为十九大常委中有5名要换新人，那时可能有较多的期望。
杨继绳认为，胡温十年在民生方面做了一些实事，民主化也有小的动作，但胡、温二人都是出身平民，政治资源有限，受各方面牵制，很难做出大事。他赞许胡锦涛的“裸退”，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此举有助推动结束“老人政治”。他希望退下的高级领导人未来只以普通党员身分关心政治。
对于新班子上任一个月以来的作为，香港《明报》引述杨继绳认为有一些动作，但媒体期望过大，对领导人作风的某些改进作了过高解读。他估计政改一两年内不会有大动作。
对于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杨继绳认为他曾经在经济上大刀阔斧改革，但政治方面一直非常谨慎，未来反腐败仍然要在制度层面制衡权力，才能解决腐败的“病灶”。
《墓碑》香港版自2008年5月出版以来，已再版10次。英文北美版已由纽约FSG出版公司今年10月推出，英联邦版由企鹅出版公司11月推出。日文版、德文版、法文版也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在2008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中文十大好书之一。
杨继绳在书的前言中指出，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杨继绳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著有《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等书。
杨继绳称，这本在国外畅销的书在国内不能出版。虽然海关严禁带入，但还是有80%的香港版《墓碑》流入内地。盗版书也很多，连一些偏远地方都可买到盗版书，北京街头偶尔也可买到。有人估计盗版超过10万册，包括电子版与复印版，在内地影响已非常大。
他又称，如今官方承认大饥荒死亡人数在2,000万左右，但指原因是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政策失误，不承认制度原因。为弄清自然灾害对大饥荒的影响程度，杨继绳5次到国家气象局请教专家、翻查历史资料，研究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但大饥荒的3年属正常年景。他表示，“研究中国当代史离不开大饥荒”，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
杨继绳认为，只要不怀意识形态偏见，内地一般人都承认大饥荒。有些年轻人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对改革的现状不满，认为毛泽东时代比现在好。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候的灾难，把毛泽东抽象成社会公正的符号，其实，毛泽东时代并不比现在更公正。
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半个世纪以来，大饥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它不时激起激烈辩论，折射出不同群体对现实的不同态度。对于大饥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冯客(Frank Dik tter)所著的《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杨继绳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并且大胆而严谨。他写道，毛泽东的统治“实现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他说，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
另外，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新片《一九四二》已经在内地上映，电影描写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的饥荒，该影片酝酿18年、筹备9个月、拍摄5个月。导演、制片人、演员和内地媒体都没提到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
所造成的更大的一场饥荒。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布洛迪饰）手持相机记录灾荒，悲惨地道出“我看到了狗吃人”。
对于此前在记者会上的提问，冯小刚回答，“西方只知道1962年饥荒，他们不晓得1942年饥荒，因此有必要当作历史教训来描绘”。当问到是否可能拍摄1962年毛泽东统治下大饥荒时，冯小刚没有回答。
记录片“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共同作者葛兰吉洛（Philippe Grangereau）说：“不管这部片有什么长处，之所以会拍这部片大概是为了对杨继绳的书进行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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