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策组能否真的有所作为，为政策提供跨部门分析、跳出官僚框架的另类思考，成为官、产、学间的互动平台，又或者只是真的成为大众所忧虑的政治斗争机械，全在于邵善波的一念之间。
中央政策组的职能近日引起了关注，而首席顾问邵善波在立法会的言论更为这个民望本已甚低的政府添烦添乱，雪上加霜。梁振英理应深知在今日的政治气候下，邵善波的好斗成性横冲直撞的惹火作风会随时闯祸，但他依然决心委任邵担任这个备受关注的部门的首席顾问，而且还扩充了中策组的职能，充分表明对他的支持和信任。
究竟邵善波有什么过人之处超人本领，足以令特首甘愿承担风险把注押在他身上，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中策组在新领导下自然作风会有所改变，但公众更关心的，是它角色上的转变，会否成为所谓的“中宣部”、“组织部”，抑或能真正发挥辅助政府决策的功能，这也是当前的争议所在。
中策组从来试图影响舆论 分别只在于手法高低
首先，邵善波明言中策组今后会积极参与舆论战，全力为政府护航。事实上，中策组成立以来从来都试图影响舆论，分别只在于手法高低。顾汝德年代，由于他深受彭定康器重，政府也愿意透过中策组向非全职顾问“放风”，把即将出台的政策又或者政府相关思路在中策组会议上透露，一方面从中汲取这些意见领导的反应，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落药”的过程，期求能以更详尽的资料和阐述，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影响他们的立场。
刘兆佳与曾荫权貌合神离，在没有政府全力配合下他也调整了中策组在舆论战上的角色，改为投放更多资源在民调上，为政府在民意战上提供民情走向的分析数据。邵善波却另辟门径，预示会赤膊上阵，直接参与舆论战。政府官员愿意走出来光明正大地与公众辩论，以事论事去讨论政策解释立场，本来就是应有之义，只要这种参与没有什么背后阴招抹黑造假，更多官民互动自是求之不得。至于邵善波个人有没有足够修养去与别人平心静气讨论问题，又或者会否反过来挑起更多骂战令官民关系更紧张，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中策组的另一改变，是成为了一个统筹公职任命的协调机制。不少意见集中在政府内部权力斗争上，但令人意外的反而是原来政府在公职任命上一直没有任何协调考虑。这些公职的任命，从来为人诟病的是为何来来去去总是由同一批人担任大部分咨询委员会工作。这当中固然有政治忠诚考虑，但也反映出部门各自为政、信息不通的问题。现在由一个部门去作协调统筹，避免太多重复任命，更有效地去利用政治人才，不一定是坏事。公职任命，本来就是一项政治工程，理应有全局考虑。这项工作由一个特首信任又比较清楚掌握他的施政方向的人负责，即使她官位较低与其权责也许不成正比，也是可以理解的。
假如中策组能本着用人唯才原则，不论亲疏知人善任，为政府拓开言路，这也可以是一件好事。然而，有关咨询委员会的改革，关键却不在于重复任命，而在于现行咨询架构的角色和存在价值。这种殖民时代沿用至今的制度，发展到今天还有多少政治作用，令人怀疑。
在民权高涨抗争频繁的局面下，这种以专业精英商界翘楚为骨干、官僚主导由上而下的运作模式，已与时代严重脱节。更甚的是整个制度变得异常臃肿架床迭屋，劳民伤财之余对争取民意掌握民情作用甚微。所以，咨询制度问题关键并不在于人才错配缺乏协调，而在于整个咨询架构的失效。中策组既然在这个环节上被委予重任，便应有勇气去痛陈利害，提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由研资局管理 本身就是错配
归根究底，中策组的根本职能应是要为政府提供具水平的政策意见，为决策者提供深度分析，陈述利弊。近日，中策组从研究资助局收回2,000万港元的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的管理权，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从政治角度来看，此举可视为有助中策组提高收买人心的能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策组其实多年来也一直透过直接委托方式拨款予智库或个别学者去进行特定研究，而且涉及金额也不少。所以要是说中策组以透过研究经费去控制言论又或者扶助亲政府力量，收不收回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的管理权，它也是有办法去做的。
至于公共政策研究基金本来成立目的是鼓励实用性的政策研究，多年来由研资局去管理，并按一般大学研究经费审批原则和评审制度去处理申请，本身就是一种错配。因为，这种以学者朋辈评定的制度，着重考虑申请研究计划的学术性和理论意义多于对本地问题具体政策相关性，实质与计划原先的目的背道而驰。同时，原来安排也不容许非大学机构如智库申请款项，故此出现了最有兴趣从事本地政策研究的人士反而被拒诸门外的荒谬局面。所以，这种改变客观地也产生了扶助本地智库发展的作用。
不过，假如真的期望这种新安排能发挥积极作用，首先还是要建立一种公平专业兼具公信力的拨款评核机制，使公众相信这不是另一种“政治分赃”，否则只会令不少人因为这种政治标签而却步。另外，中策组也应在拨款外，透过自己的位置去促使研究人士与政府部门在计划开展过程中，有更多互动和交流的机会，甚至可以令项目负责人接触到更多政策数据，令研究能更聚焦和切合现实需要，这才是提高公共政策研究水平的关键。
中策组的角色和职能改变，反映出新政府认识到问题所在（对民意响应被动、咨询制度成效不彰，公共政策研究力量薄弱），意欲寻求改变有所作为，但却一贯地行事粗疏又或者所托非人。但无论如何，邵善波获得的政治支持和信任，可能远较任何一位前任中策组首席顾问为高，所以若他诚心做一点好事，决意为改善政策水平作出贡献，他绝对有空间去把中策组发展为一个真正的政府内部思想库，以辅助官员去作更合理更周全的政策决定。中策组能否真的有所作为，为政策提供跨部门分析、跳出官僚框架的另类思考，成为官、产、学间的互动平台，又或者只是真的成为大众所忧虑的政治斗争机械，全在于邵善波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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