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日记和来信，并加长篇编者按语。原本日记表现的不过是师生之间的日常冲突，但却在政治亢奋的年代里被别有用心的人看中，报刊、电台一载再载。一时间，黄帅成了小学生“反潮流”的好榜样，孩子们又开始像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造起反来。在“师道尊严一定要灭亡”的歌谣中，教育界再次失去尊严，“老九”们又开始“臭”起来。
正常的矛盾激发不正常的政治敏感
“文革”的年代里，人们很难预测究竟明天自己会成为英雄还是阶下囚，一个12岁的小学生更不会有这样深刻的洞察力。
黄帅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孩子，1973年9月，她在学校里与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正如在日记中所记：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帅受到了“文革”开始后就流行的批评老师(在她的眼里应该称之为“教育”)的影响，从孩子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一些不满。
但是她的父母催促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信反映日记中的事情。黄帅写了，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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