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赏析

祈年殿

祭祀是一种古老的习俗，这一习俗与古人在露天环境下崇拜自然神的活动密切相关，为祭祀典礼的需要，人们修筑了各类祭坛，后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专用建筑，其规模由简而繁，形制也随祭祀对象特征而变化。祭祀建筑的布局注重环境气氛的塑造，极力营造出静谧、肃穆、庄严的氛围。北京天坛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的祭祀建筑群，园中的主体建筑祈年殿是祭祀建筑中的典型代表。祈年殿通高38米，三重檐、圆形攒尖顶，统一为蓝色琉璃瓦。大殿全部为木结构，上绘龙凤和玺彩画，装饰精美、金碧辉煌。三重檐自下而上逐步收缩象征着与天相接；大殿中央四根高达19.2米的通天柱代表着春、夏、秋、冬；中间十二根楠木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外围十二根檐柱代表一天十二个时辰；中外两层加起来共二十四根，代表着一年二十四节气；三层二十八根柱代表周天二十八星宿，再加上顶部八根童柱象征着三十六天罡。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祭奠中，尤以冬至祭天活动最为隆重，称为祭天大典。因为从冬至这天夜里开始，阳气逐步增强，从而使万物滋生繁衍。每年从冬至日拂晓开始，天坛四外旗杆上点亮天灯，祭祀宣告开始。祭奠仪式分为：迎神、奠太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彻馔、望燎九道礼序。祭奠过程中，皇帝率领文武百官不断跪拜行礼，为百姓苍生祈福。鼓乐和赞礼唱和声凝重威严，祭坛周围天灯高悬、烟云缥缈。北京天坛的祭天大典从1534年开始至1911年废止，前后历经了370余年。今日的天坛虽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但它那精美的建筑以及特有的文化氛围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成为古都北京的象征。

（整组建筑由约3000件构件拼接搭建而成）。

新石器时期建筑遗址的分布

中国新石器时期（公元前6000～前2000年）遗址迄今已发现一千余处，分布几乎遍于全国。由于起迄年代、文化内涵、生产水平和自然条件的不尽相同，使得它们的发展产生若干区别。当时社会生产的主流，已由原始的渔猎和采集，逐渐转变为较固定的农业耕作，并出现了纺织、制陶等手工业和一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社会结构也由单纯血缘组合与人数较少的原始人群，进化到关系复杂与人口较多的氏族部落。在建筑方面，已知有群居的聚落，供生产与生活用的窑址、公共房屋、住所、窖穴和畜圈，供防御的垣墙、濠沟，原始崇拜所需的祭坛、神庙和神像以及公共墓地等。

１．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

属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址的，有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公元前5550～前4900年）、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公元前5400～前5100年）、甘肃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公元前5200～前4800年）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聚落面积不甚大，一般为1～2万平方米，已经使用半地穴房屋，墓葬集中置于聚落近旁。这些文化大体散布在今日的甘肃东部、陕西西部、河南中部及河北南部一带。

新石器中期可以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为代表，它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该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西至青海、甘肃交界处，北抵长城沿线及黄河河套地区，东及河南东部，南达湖北西北。遗址已超过一千处，有代表性的除仰韶村外，还有陕西西安的半坡、临潼的姜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陕县的庙底沟，山西石楼的岔沟等。所发现聚落遗址均有一定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多种建筑类型。

河南郑州大河村新石器中期多室型房屋遗址

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前1600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分布在今山东全境、河南大部、陕西南部与山西西南一带。与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较，这时有相当多房屋的面积有所缩小。但这时的某些聚落已扩大为城市。建筑除半地穴外，还出现了地面房屋。建筑的室内地面与墙面涂以白粉，个别建筑的下面还使用了夯土台基。这种夯土技术的扩大使用，表现为城子崖的古城围垣。

就黄河地区而言，仰韶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中晚期，是文化辉煌发展的最高阶段。

２．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遗址

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首见于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县的石家河文化。其时代约处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分布范围大抵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及河南西南。建筑已大多为平面方形或长方之地面房屋，并有套间及长达三十间的连屋，结构用草泥垛墙及木柱梁。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大规模的聚落与密集聚落群，以及最大占地面积达一平方公里之古城多座，这些古城大多已有夯土城墙、护城河及水门。

长江下游则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及同时的嘉兴马家浜文化、余杭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年）为代表。它们分布在杭州湾、舟山群岛及太湖沿岸一带，其特点是使用了有异于中原的干阑式建筑。这种下部架空的结构，适合于炎热潮湿和多虫蛇蚊蚋的江南水乡，其渊源可能来自远古的“构木为巢”的巢居形式。此外，余杭瑶山遗址的夯土祭坛，也是十分重要的发现。

３．内蒙古大青山及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

分布在今内蒙古东南、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及吉林西北一带的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前后），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具有与前述诸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特点。以包头市东的阿善遗址为例，其居住房屋的外墙及聚落围垣均用石砌，其西侧台地上另有由块石堆砌之祭坛。而辽宁牛河梁遗址更发现了“女神庙”及泥塑神像残迹。

夏、商、周三代的城邑

据文献记载，夏代统治的四百年间，都城曾多次迁徙，如阳城、阳翟、斟

、帝丘、原、老丘、西河……等，但是这些遗址现均无从追索。公元1975年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现毗连方形小城（每边长度约100米）二座，其大部夯土城墙尚可辨析。在城内夯土残基中，有数处埋葬二至七人之奠基坑，还出土了陶器及少量铜器碎片。经碳14检测，此城建造时间距今4000±65年，相当夏代早期。有学者认为此遗址即夏代始帝禹的都邑----阳城。公元1979年在河南淮阳平粮台，亦发现相当于夏初（测定为4130±100年）之古城。该城平面方形，每边长185米，方位北偏东六度。夯土城墙残高3.5米，基宽13米。城内有房基十余处，部分建于土台之上，部分建于平地。屋墙已普遍使用土坯砖，砖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及三角形多种，墙外表有的涂抹草泥。城内又发现由*制之陶水管多节及冶炼后之铜渣。

商代诸王亦多次迁都，已知者有西亳、傲、相、耿、邢、奄、殷等。现经发掘者有河南洛阳偃师县尸乡沟商城，该城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建在洛水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其平面大体呈南北长之矩形，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南垣已为洛河冲毁，城内探出有城门七处。门道两侧遗有木柱洞，道下沟底铺鳞状石片，系城之排水沟。城内南端有周以围墙的集中夯土台，估计为宫室所在。再据文献《尚书·序》说“汤始居亳”、《帝王世纪》说“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及地望，此城很可能是一世成汤所居的西亳。晚商时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该遗址东西广6公里，南北长4公里，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其宫殿位于洹水河曲之南岸，环以手工业区及民居。王室、贵族的墓葬则集中于洹水之北岸。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商城遗址平面示意图。小城为早商时期，大城为晚商时期

二里头商城遗址内底部铺垫了石块的排水沟

二里头早期商城4号宫殿遗址

南安阳洹水南岸殷商都城遗址

商代诸侯城可以湖北黄陂县盘龙城为例。该城位于盘龙湖畔高地，平面呈菱形，城垣周长1100米，面积65400平方米。宫室位于城内东北高地上，民居、手工业区及墓葬均在城外。该城建造约在商代中期。

西周初期的都城丰、镐均位于今日陕西西安西北，早毁于西周末犬戎入侵之际。而地处河南洛阳的王城雒邑，建于武王立国之初，是为西周之东都，史称“成周”。及东周平王东迁，乃正式奠都于此。后因年久废弃，汉代又建河南县城于其上，原貌遂湮没难寻。但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可见成周的范围不小。经多次考古发掘，在上述汉城外发现规模更大的东周城遗址。城内偏南有施围垣之大夯土台基，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和陶水管，以及多种形式的饕餮纹、云雷纹瓦当，当系周王宫殿与宗庙所在。城北为面积甚大之窑场及骨器、石器作坊。

关于周代都城的确切情况，目前尚难了解。据《周礼·考工记》所载之周王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表明该城平面系对称布局之正方形，由通过城门可容九车并行的纵横道路，将王城划为相等的九区。宫殿居中，宫前左置祖庙，右建社稷。周王面南临朝而背北为市肆。上述布局反映了“王者居中”、“为数崇九”等王权思想和严谨对称的规划原则，对后世封建王朝帝都建设的影响极大。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反映了“王者居中”和严谨对称的规划原则

建于周初之曲阜（今山东曲阜），为鲁国诸侯都城。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外垣始筑于西周，有城门十一处，门道宽7～15米，门外两侧建突出墩台。宫室在城中偏东北处，有大型夯土台基多处。手工业作坊位于城内北部及中部，其间散布民居。已发现城内大道十条，以自宫室南通向南墙东门，并延向门外之舞雩台者为主要之干道。

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建于西周夷王元年（公元前887年），平面为不规则之矩形，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面积约17平方公里，已探出对外城门七处及城内道路七条，城内主要分布手工业作坊及民居。小城在大城西南隅，面积约3平方公里，有城门五。城西北隅有大面积夯土台，俗称“桓公台”，当系齐侯宫室所在。二城内均发现设计与铺筑良好的石砌下水道，最长者2800米，宽30米。

夏、商、周三代建筑概况

夏代建筑的遗迹极少，目前尚无完整的发现。继夏的商代则有较多的遗迹显露出来，已发现的商代城市有王都（河南洛阳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及诸侯城（湖北黄陂盘龙城）。

宫室以晚商安阳的殷墟为典型，已沿中轴顺序排列祭祀、朝廷与后宫三群建筑。位于武官村一带的王室墓葬规模宏大，由墓道、墓穴、二层台、腰坑等组成，墓中除有殉人、车马及多种动物外，附近另有大量供祭祀之杀殉坑。有的墓上发现建有祭祀建筑。一般居住建筑大多为地面房屋，半穴居甚少。条状及多室建筑已相当普遍。根据文献记载，商代已有皇家苑囿。

由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的周代城市，除王都丰、镐、雒邑以外，大小诸侯城（如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曲阜、燕国的下都、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等）为数甚多，其规模与平面布局极不一致，但“内城外郭”之制已很明显。在《周礼》中对王城及诸侯城之面积大小、垣阙高低、道途宽窄……已有若干简单记载，由于各遗址屡经改建与破坏，已无从予以证实。这时出现的筑城高潮，与诸侯之间长期残酷的兼并战争有直接关系。此外，为了防御和扩大边界，还沿边界或险阻构筑边城，秦、燕、楚、齐诸侯国边城遗迹仍清晰可见。以后又发展为针对外族匈奴入侵的长城防御系统。统治阶级的淫奢享受，大大推动了宫殿、离宫、苑囿的建设。

留存于山东的齐国边界城墙，修筑于公元前5世纪

由于当时未解决木石材料的多层结构问题，因此上述建筑大多建造在高大的土台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高台建筑”。

统治阶级墓葬的地下部分，仍保留着商以来的固有形式。但某些战国的贵族墓上，已建有高大的土丘和祭祀建筑。在建筑材料用于构造和装饰方面，已制作并使用了覆盖屋面的陶瓦、铺砌地表的陶砖，以及少量的金属（铜）构件。这是建筑中的重大进步。

夏、商、周三代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成就是基础性的，其影响极为深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１．在建筑设计中，特别是皇家建筑，已有了事先踏勘地形和规划布置。周武王建雒邑，即命周公旦赴当地“相土尝水”。另如秦雍城之宫殿、坛庙，以及商、周之贵族墓葬，显然都是经过规划才施工的。而在商代藁城台西民居墙内发现的白云母及石英划出的直线，以及战国中山国王墓内出土的铜版《兆域图》，也都具体说明了这个问题。

２．就使用功能而言，到周代为止，宫殿、坛庙、陵墓、官署、监狱、作坊、民居……等建筑均已出现。也就是说，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最主要的内涵都已经具备了。

４．陶制地砖、屋瓦、水管和井圈，铰叶等的使用，是建筑技术上一个重大进步，不但发掘了新的建筑材料，改进了建筑构造，延长了使用时间，还改善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在陵墓中使用白胶泥和积沙的方式以防水、防盗，也应说是相当成功的措施。

６．衡量建筑尺度的标准也逐渐规格化。如周代对道路的宽窄以“轨”度之，城墙高宽以“仞”、“雉”、“寻”度之，一般建筑用“丈”、“尺”、“寸”度之，室内面积则称之以“筵”，筵即席也。

７．建筑外观总的比较低平，这是因为当时尚未能解决高层结构问题。但后来出现了高台建筑，使建筑外观有了很大变化。已知当时建筑的屋盖形式有四坡（即“四阿”）、攒尖、两坡等多种。色彩方面，除柱按等级着色外，又有墙面刷白、地面涂黑的做法。

建筑构件的外形也常予以装饰，如燕下都出土“山”字形栏干砖、虎头形出水管等。在装饰构图方面，如同心圆、卷叶、饕餮、龙凤、云山、重环等纹样，常见于瓦当及空心砖上。而铸于铜器、漆器上的纹样就更加精美，如三角形、波形、涡形等，其中若干亦已用于建筑本身的装饰。

战国时期的部分装饰纹样

代早期的宫室

河南洛阳二里头发现的夏代早期宫室遗址，系由数组周以回廊的庭院组成。其主要殿堂置于广庭中部，下承夯土台基。台基平整，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边缘呈缓坡状，斜面上有坚硬的石灰石或路土面。而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东西长30.4米，南北深11.4米，以卵石加固基址。建筑结构为木柱梁式，南北两面各有柱洞九个，东西两面各有柱洞四个，但柱网尚不甚整齐。壁体为木骨抹泥墙，屋面则覆以树枝茅草。以上做法均符合文史中夏代建筑采用“茅茨土阶”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主体建筑面阔为等跨的八开间，回廊已出现复廊形式。前者表明偶数开间的使用包涵着某种宗法礼制的内容，而后者表明这种复合形式的渊源定将更为久远。

宫殿基址群发掘现场

中国古建筑赏析

周王宫殿的实例至今尚无发现。依《考工记》所述，宫殿布局前为宗庙、社稷，中为朝廷，寝宫当在其后，其排列与殷墟颇为一致。而古文献中又称周代宫殿系依“三朝五门”之制。所谓“三朝”，为大朝、常朝、日朝，分别用以处理特殊政务、重大政务或日常政务。“五门”为皋门、路门、应门、库门、雉门，但位置与名称各家说法不一。

依陕西凤翔秦故雍城宫殿遗址，有沿南北轴作对称排列之五重庭院，其外周以宫墙，是最接近于上述“三朝五门”的建筑实例。

三代的离宫、苑囿

周朝初年，文王建灵沼、灵台，但不禁民众入内渔猎，基本仍属自然性质，仅人为稍加改建。西周末至春秋，各国诸侯势力日强，大建宫室楼台，竞相引为时尚。如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今江苏苏州姑苏山），三年乃成，周旋曲诘，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作长夜之饮”（见《述异记》）。其他知名者如楚之章华台、豫章台，秦之章台，齐之琅琊台等，皆屡见于记载。由上可见，高台建筑不仅见于正规宫殿，而离宫别苑往往亦以此为名。

多彩的民居

“大房子”----首领居住及举行公共活动之处就其位置居中及面积较大的特点，应是当时氏族首领居住及举行公共活动之处。它为平面方形（10.5米×10.8米），入口在东，面对中央广场。室内置四柱，柱间有火塘。西侧柱与矮墙间分隔为三小室，为已知有此项措施之最早实例。父系社会晚期的“大房子”则可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找到，该建筑亦位于聚落中部，平面呈梯形（前墙长16.7米，后墙15.2米，左墙7.84米，右墙8.36米），面积约130平方米。建筑纵轴为北偏东30度。前列三门，中门有凸出门斗。室内中部有大火塘，并发现有后室及侧室遗迹。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窑洞----最早的建筑形式

所谓窑洞是沿土壁掘出与地面平行之洞穴，又称横穴。它与天然洞穴颇为相似，可能是古人最早创造的建筑形式，现存实例可见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但它的时代较晚，约在仰韶晚期，即公元前2600～前2200年期间。其中一处遗址包括室外场地、门道、门洞及居室四部分。居室平面呈梨形，面积约16平方米。门东向，室内中央有一灶坑。室顶作弧度较平之穹窿状。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半穴居----深约1米浅坑

在地面掘出深约1米的方形或圆形浅坑，坑内一般用二至四根立柱承托屋架，其结合用绑扎法。屋顶覆以树枝及茅草（有的表面再涂泥），下部直达地面。入口为附有门槛之斜坡门道，门道上建两坡屋顶，例见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一般于室内中央稍前置火塘，建筑面积约在10平方米左右。实例最早见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及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晚期。

半坡村原始社会大方型房屋复原图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地面建筑----室内室外地面平齐

其室内居住面与地面平齐或稍高于室外地面，这种情况至少在仰韶中期即已出现。平面有圆形、矩形及多室型，不过后者出现较前二者稍晚。在结构方面，木柱梁已成为主流，夯土及土坯亦已开始萌芽。建筑形式则有屋盖直达地面的穹窿式与由墙壁和屋盖组合的“正规”建筑两种。

新石器时期居住建筑： 干阑式----木桩木板木柱梁

用于水网地带及热湿丘陵地区，例见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建筑平面为多室组成之矩形长屋，通面阔约30米，通进深7米（包括宽1.3米之边廊）。建造时先在土中打入木桩，桩上铺厚木板，板上再建房屋，使之架空，以防潮避水和抵御兽害。建筑结构之木柱梁均以榫卯连接，廊间施直棂勾阑。这些都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木作实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木构榫卯

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苇编残片，用于干阑式建筑铺垫地板用

宗教建筑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包头市莎木佳村西南之红山文化祭坛遗址

该遗址全长14米，形成三个小丘，以对称布局形式自西南延向东北。南丘为圆形石块，高0.8米，直径1.5米；中间为方坛，高度相若，面积为3.8米×3米；最北为二重方坛，高1.2米，下层面积7.4米×7.4米，上层面积3.3米×3.3米。各坛相距1米，均由巨石砌成。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原始祭坛

此祭坛由南北轴线对称布置之十八堆圆锥形石块组成，全长51米。南端石堆最大，直径8.8米，残高2.1米。北端石堆最小，直径1.1米，高0.2米。中间十六堆直径1.4～1.6米，高0.35～0.55米，各石堆间距0.8～1米。此组石堆外有石墙三道，内侧平面呈“U”形，较为完整。另二道仅余西南方向之残余各一小段。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

该遗址共分三层，最内为夯筑之红土台，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外以灰土筑围沟，深0.65～0.85米，宽1.7～2.1米。沟之西、北、南三面又以黄褐色土筑土台，其宽分别为5.7米、3.1米、4米，台面铺砾石。其西、北再以砾石建石墙。坛上列有南、北二行墓葬共十二座。依遗物判断，墓主可能是祭师。

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

新石器时期祭礼建筑：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此遗址亦属红山文化。庙址为深0.8～1.2米之半穴式样，平面似“土”字形，方位北偏西，纵长22米，最大处横宽8米，由一个多室建筑和一个单室建筑组成。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就其平面而言，多室建筑有中心主室和旁室，旁室呈中轴线左右对称。就其建筑技术而言，墙体使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拍实压光，看来当属神庙的殿堂。经发掘，从遗址中出土了泥塑女神头像及躯干、上肢残段。出土泥块上绘有赭红交错、黄白相间之三角纹、勾连纹图案。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头像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泥塑女神残肢

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