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风向大转，反腐势头如火如荼，近期，不断有中国百姓网络实名举报贪官污吏，就连作为中共最高权力实际掌握者的25人政治局成员之一的李建国也遭到举报。19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第二部反腐倡廉蓝皮书，评选2012中国反腐倡廉十大事件将“薄熙来事件”列为第四，“刘志军事件”排在第六，“表哥”“房叔”事件均被选入，中共反腐引人关注。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2》介绍，50%以上的普通干部主张加强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40.5%的反腐专业人员认为应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和家庭财产情况的监督。
近年来，薄熙来、王立军、刘志军、黄胜等高级干部落马，备受社会关注。这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有长期担任“一把手”的履历，且主要腐败问题也是在任“一把手”期间发生，引起舆论热议。报告称，不少受访者对“一把手”监督难、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领导干部与不法企业主之间的巨额利益输送问题感到忧虑。
报告认为，“一把手”权力“过载”，既决策又执行，自由裁量权过大，其中一些人不受约束、不按规矩和程序办事，恣意妄为，难以避免腐败风险。报告建议，需尽快从体制机制上防止“一把手”权力“过载”，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不应直接分管资金配置、干部任免等具体事宜。
另外报告建议，可将“三公”作为干部考核等的重要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并实行领导干部“三公”支出终身责任制。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领导人上任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近20名地方官员或因涉嫌违纪，或被举报，而被中央或地方纪委调查。
虽然习近平在刚刚当选中共总书记的首次媒体见面会上就声言“打铁还需自身硬”，以显示其反腐决心。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警告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中国目前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还很难判断。而近年来的事实说明，反腐败经常是口号式的，或者经常被作为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结果往往是越反越腐，腐败越盛。
王岐山近日在中纪委反腐败座谈会上一句“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道出了新领导班子的最大忧虑，适应期过后，各方还会如此配合的反腐么。毕竟，在过去30多年中，表面上看，中共所言的反腐几乎没有一天间断过。
在目前法治化不成熟的情况下，网络反腐等方式并非长久之计，而且很容易被利用为对付政敌的手段。最终反腐败也需要走向法治化和程序化，这需要中国必须继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性改革，其实质上重点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中国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法治化，而在权力仍然左右市场的情况下，反腐败的内外部力量软弱无力，靠单纯出台一些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改革重组反腐败机构、优化干部任命制度、高层训诫或者“杀鸡儆猴”式的重大案件查处，难以治本。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媒体正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反腐过程中开始担当起不同以往的公器职责。虽然近年来大陆媒体的这种作用已经存在，但还是属于小打小闹，就像媒体圈流传一种说法，它们的“公器”只能挥向县处级以下的干部，再往上是根本不敢触碰的。
曾在《纽约时报越俎代庖 中共反腐需掌主动权》一文中指出，造成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就是媒体都从属于当地政府，因此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与严格的“管控”。如果大陆媒体要发挥出应有的社会责任，必须在制度上进行的革新，摆脱地方行政权力过多的干预，比如由中央政府设置专门部门进行直接的协理，效法大陆现在的军区或银监会的概念，它们都不会受制于地方辖制。同时，在积极鼓励媒体扮演社会监督的重要角色同时，对媒体滥用公器权力，或者严重疏忽甚至故意污蔑以致错误报道，也应设置相应的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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