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认为，中国发展虽然大有成就，但在应对积累的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中国是否陷入由此而形成的危机？萧功秦指出，十八大以后是一次“抄底反弹”的机会。如果仅仅用维稳来代替改革，当路径依赖、矛盾越来越大时，再来改革，就可能陷入所谓的“急诊室效应”中，这就如同急诊室当中有两派医生，有人认为必须大改革、大手术，才能解决问题、延长病人的寿命，另一派认为，病人都要死亡了，动大手术只会死得更快，所以不能动手术。两派都是合理的，但却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陷入急诊室效应以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进入改革阶段。
萧功秦对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并不感到悲观，他解释，原有的维稳模式已经无法应对越来越深的社会矛盾，这已经成为国内各阶层与官员的共识，改变的方向，至少不是向左转，更多的应该向宽松的方向发展，现在，政府面临社会要求改革的压力比十年前大多了，好在现在中国大多数人并不激进，中间收入阶层和稳健思想者仍占多数，因此还是有相当的希望。一旦错过了这个阶段，激进主义就会膨胀起来，那时政府就会陷入两难：不改，社会压力太大，改革，则陷入急诊室效应。如清末摄政王时期就是如此。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萧功秦也觉得总体上应该会比现在更有希望，他认为，十八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与准备，中国应会更加开放。他预测，一开始，一般而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可能会要打一下“左灯”，以强调自己的正统性，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传统逻辑，他对此有思想准准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相信会走向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政治精英要摆脱困境，并获得民众中的合法性，舍此没有其他路可走。当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此前应该有一个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化后民粹主义恶性泛滥。当然，这种设想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他还说，他不能保证，在面对强大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会不会急剧向左转，其结果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会很可悲。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家在文化发展上也应该有想像力一些，不能只讲“学雷锋”，其实，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文化创新提法来凝聚人心。例如“创建共和国的新文明”这样的提法，前者（共和国）是继往，后者（新文明）是开来。继革命之往，开民主之来，他对官方提出“学雷锋”，学习延安讲话精神，“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文化创新更为重要。
萧功秦认为，未来无论中国哪个领导人上台，都只是长期试错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经验与尝试中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胡温体制虽然做了一些相当不错的事，但“大维稳”来代替改革的模式确实造成很多问题，这就意味，一个新的试错阶段还会出现，如果当政者在“左”的方面尝试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现“右”的试错过程，之后“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会向左的方向转一下，这种不断调节过程，也许要以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一些试错的成果。对此，萧功秦还是抱持乐观。他相信中国人与中国的政治精英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
此外，中国地方性的试错也还不断在进行，萧功秦表示，地方性试错和中央的试错结合起来，社会已经产生相当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成经济利益多元化，进而出现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但社会进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发展。
萧功秦说，他很少来美国，但愿下一次来美国时，能把国内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各位分享。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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