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他曾下令逮捕了74名将介石领导的“复兴社”在广东的成员，并将其中9人判刑。当时《北华捷报》评论说：“共产党员在广东也没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置。”
胡汉民并不是一位“民主派”，他曾鼓吹扩大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他特别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他的追随者刘芦隐曾写过一篇《从三民主义立场批评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全面阐述了胡氏的观点。刘芦隐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德意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本身具有什么优点，而是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失败，是“假民主”造成的弊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用民族主义伪装起来的军国主义，希特勒是用民族主义来掩饰其独裁与扩张主义。胡汉民还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批判法西斯主义，说明纳粹经济政策虽一时表面上增加了社会福利，但它本质上是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是一种给国家“套上锁链”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封建军阀主义还魂”，最终使中国走向分裂，从而使民族精神丧失殆尽。此种评论可谓一针见血。胡汉民还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痛斥蒋介石搞法西斯主义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心向往之而力不逮”，他并指斥“复兴社”是一个“没有经济、社会或历史基础的独裁的军阀集团”，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只借空洞的口号宣传，无发展希望也无前途。
从1933年1月间胡汉民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开始，胡氏自己也写过多篇文章，对蒋介石推崇法西斯主义搞独裁统治大加讨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动势力，它的兴起“无疑的是征示着三民主义前途的又一劫运”。他指斥蒋介石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衣钵，蒋介石统治“五年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胡汉民分析了德意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断然指出中国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土壤。
他指出德意法西斯主义还有对外扩张国家利益的一面，而蒋介石却不顾国家利益而完全为了个人利益，实无前途。他的结论是“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的没落，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的反动运动并存”，“中国产生不出法西斯蒂来”。他认为蒋介石学不到法西斯的真谛，充其量“只能做到流氓式的侦探或暗杀为止”。他号召“一切三民主义的信徒，必须抱着坚定的信念，不与法西斯蒂共存亡”。
由于胡汉民的反蒋反法西斯言论，使“复兴社”特务们对之十分仇视，胡氏在广州的住所连续发现暗藏的炸弹，他不得不为保命而迁居，而作为胡氏依靠力量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也对“复兴社”分子施行过严厉镇压，1933年，他曾下令逮捕了74名“复兴社”在广东的成员，并将其中9人判刑。当时《北华捷报》评论说：“共产党员在广东也没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置。”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三十年代初期的所谓“法西斯化”运动，并非真正的是要学习法西斯主义，而是同当时中德关系密切发展相联系的一种适应了蒋介石政治需要的、用以巩固其统治的手段，它就如同胡汉民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实用性一面的因素一样，是国民党内斗争的又一回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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