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崛起论”重构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语境。不了解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深层含义，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下中国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诸多困境。西方的“中国崛起论”总是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携手而至，在更多时候常常是以同源互补、一体两面的姿态出现。从一种文化批判的知识立场，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纵深中，从历史根源和古老的话语传统上解析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意义结构及其在不同历史脉络中的衍生方式，会发现西方的“中国崛起论”话语传统和表述模式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基本奠定。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崛起的中国”、“崩溃的中国”和“威胁的中国”仍然以最古老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彼此间是一组可以发生逻辑置换的表述，其中显现的是西方自身对于他者的敬慕、欲望和恐惧，而现实的中国在这一表述脉络中始终是缺席的。
一、基本问题与知识立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在西方世界引发了版本各异的“中国崛起”的故事与想象。特别是从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的《北京共识》(TheBeijingConsensus)发表以来，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中国崛起”或“中国模式”都成了关注中国现实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对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功应对，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似乎又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强化着一个“崛起”的中国形象。尽管聚讼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崛起”已经成为近十多年来最为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并且逐渐成为思考中国当下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基本参照框架。换句话说，“中国崛起论”重构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语境。不了解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深层含义，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下中国文化软实力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在“崛起”的中国形象被不断塑造并强化的同时，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崩溃”的预言也几乎在以同一时间和同样的热度不断蔓延。
也许，“中国崩溃论”正是“中国崛起”的说法在世界范围内尚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表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崛起”也必定辩证地暗含着其对立面“崩溃”，没有“崩溃”的前提或背景，就无从讨论“崛起”。换句话说，“中国崩溃论”是“中国崛起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西方国家经典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中思考其“中国崛起论”，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话题将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总是与“中国崛起论”携手而至，在更多时候二者常常是以同源互补、一体两面的姿态出现。
因此，西方所谓的“中国崛起论”，事实上内在地包含了“崩溃”与“威胁”的论调。
一般情况下，探讨“中国崛起论”有两种尺度：
一种是经验的，一种是批判的。二者在研究对象、知识立场和基本观念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经验尺度的探讨对象是经济发展意义上的“中国崛起”本身，批判尺度的探讨对象是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整体知识系统。经济发展意义上的“中国崛起”，首先必须是一个可能对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确定无疑”的新近事件。“中国崛起”作为一个“真实”的描述性短语，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并采纳使用，主要源自急于找到摆脱经济危机出路的西方国家和本土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者及民族主义者的协力合作，其中的努力主要包括对中国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的实力增长的实证数据的罗列、对比与分析，进而回答“中国崛起”体现在哪里，中国为何能够“崛起”，以及“中国崛起”的世界性影响何在。因此，它更多是经验层面的，它可能认为“中国崛起论”与“中国崩溃论”是一组水火不容的矛盾。在批判尺度上探讨西方的“中国崛起论”，则主要是一种文化社会层面的关照。从这个角度看，经验层面的数据可能只是一个宏观的、相对的、甚至是空洞的指标，它极不稳定，而且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实际意义。其中的“中国”是缺席的，而该表述的主体则是在场的。所谓的“中国崛起论”，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实证数据的描述与分析，而是一个权力话语的运作场域，是一个意识形态论争的中心。与其说“中国崛起”是一种关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客观描述，不如说它是一面关于表述主体的文化镜像和他者想象，其中映现着西方言说者自身的问题。不同于经验主义的研究立场，本文对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探讨采取的是一种文化批判的知识立场。本文将立足于这一立场思考：西方“中国崛起论”有何历史渊源与话语传统？“中国崛起”是如何被用于描述中国的某些特定历史阶段的？以及这一表述脉络背后的历史性蕴含何种意识形态意义？
在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上探讨上述问题，首先要思考的就是，西方的“中国崛起论”是如何生成的？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验尺度上的“中国崛起论”可能仅有20年，而批判尺度上的“中国崛起论”则可能长达200年。西方的“中国崛起论”乍看上去似乎有着一幅年轻的面孔，实则不然。当下西方的“中国崛起论”回荡着两百多年前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皇帝那句著名的世纪咒语----“中国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动”。而作为其另一面的“中国崩溃论”，则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时对“中华帝国”的形象描述----—艘衰败疯狂、朝不保夕的战舰。
然而，无论是“崛起”还是“崩溃”，其话语源头就暗含着“威胁”的意味：
前者因其觉醒而“震动”世界，后者因其衰败将充满危险。我们需要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纵深中、一种更广的世界观念体系中，从历史根源和古老的话语传统上解析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意义结构，以及该传统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得以延续、衍生，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其介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语境的方式。
二、西方“中国崛起论”的历史节点与时间架构
历史的动力与构成离不开契机性的事件。在一个长时段中考察并分析当下西方的“中国崛起论”的话语传统，需要从时间架构的维度敲定其中的若干关键历史节点。
在距今200多年的19世纪早期，中国在令人迷醉的淡蓝色烟雾中进入了现代世界体系。这淡蓝色的烟雾来自鸦片的大量吸食，而鸦片的输入者则主要是英国人。鸦片使人羸弱，羸弱被人轻慢----—此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道德堕落、政治腐败、社会停滞的行将崩溃的“鸦片帝国”。于是，首先是“拯救者”英国人满载鸦片的贸易商船在行将“崩溃”的中国海岸上频频出没，接着就是满载英印士兵的武装战船对“鸦片帝国”的广州城公然入侵----—鸦片贸易是鸦片战争的有力支撑。早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初期，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伊比利亚人和荷兰人就试图借助商业和军事进入中国，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一切最终还是由英国人在前者努力的基础上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扩张500年历史，以175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对西方而言，前250年最大的问题是东西方贸易的不平衡与政治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此时的中国形象依然是美好、强大、富足的。但是，“从1760年或1770年前后起，鸦片贸易开始影响欧洲在亚洲扩张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扭转了局面。”在西方人看来，具有典型黑暗“东方性”的中国由此逐渐步入了行将“崩溃”的境地。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一语成谶，“崩溃”的中国在西方人的连续摧毁中“觉醒”了，中国开始“对整个文明世界”进行反抗。经由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意味着中国“崩溃”的事件作为前提和背景，练神拳、烧洋楼、杀洋人、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及其失败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觉醒”与“威胁”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同时也是西方“中国崛起论”的表述谱系的第一个节点的关键标志。其对应的历史时段长达30年：在这个历史区间内，西方的中国“觉醒”、“威胁”论述寄居在义和团事件及其引发的“黄祸”传说和恐惧、辛亥革命在西方引发的期望和失望、“五四”和“五卅”运动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动员效应等事件中。
其中，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从羸弱不堪、行将“崩溃”的“鸦片帝国”腹地不可思议地突然爆发，它在精神层面对西方人构成的打击似乎远远超过了现实层面。丁韪良讲得再清楚不过：“北京之围，无疑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围困之一。其他围困持续时间更长，大部分情况下被围困的人数很多，经受的苦难常常更严重，但这次围困却具有其独特性，是一个大国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反抗。”义和团事件在西方社会引发了恐怖的中国本土的“黄祸”(YellowPeril)传说，并与西方社会对“黄祸”的渲染互为印证。虽然是虚惊一场，义和团运动最终遭遇“惨败而名誉扫地”，但这一事件似乎让拿破仑的预言成为现实：中国“觉醒”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经一度让西方人对中国充满信心，但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很快就证明了中国“困难依旧”，再次迅速堕入“崩溃”的深渊。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众中掀起接二连三的反殖民高潮，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则被西方人认为是义和团运动的延续……西方人在这30年里对中国的认知，开启了中国“崩溃/崛起/威胁”的论述源头。这一话语原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和表述方式，为下一个重要历史时段提供了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生于1914年到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增添了“崩溃/觉醒/威胁”论调之外的复杂因素。一战的残酷和泛滥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导致西方最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精英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发起了激烈的批判，并以“反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对抗社会现代性。这种“反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试图脱离现代社会，因为它抨击这个社会或者至少与之保持距离，它要去寻找另一个世界”，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就再次以新的形象和意义出现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这股重新“发现/发明”中国的社会思潮的源头在古希腊，其原型则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和文本：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一直延伸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浪漫化中国的思潮中，中国的形象是质朴、贫穷、苦难、光明、温和的。这一思潮在西方想象中国的历史脉络中的意义在于，为西方“中国崛起论”的表述谱系的第二个关键节点铺衬一个色调鲜明的对照背景。于是，第二个“中国崛起/威胁”时段的到来，就让西方人更加觉得措手不及，无法接受。
西方人在长达20年美化中国的历程中，关于“黄祸”的记忆似乎被田园牧歌的想象彻底覆盖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才从美梦中惊醒，他们发现：
在西方帝国辛苦经营了大半个世纪的殖民地没有了，半个世纪前的“黄祸”在中国本土以“红祸”的面目再次复活，同时，那个古老、庞大、极权的“中央帝国”也再次“觉醒”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为标志，这个历史区间构成了西方“中国崛起论”的话语谱系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其对应的历史时段同样长达30年。就这个时段的中国形象内涵与表述方式而言，在第一个历史时段中已经定型：
“黄祸”虽然变成“红祸”，但经济“崩溃”、黑暗专制、野心勃勃等“东方性”带来的恐怖“威胁”依然如故。比第一个历史时段复杂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部分知识精英中，出现了乌托邦化红色中国的论述。这次美化中国的内涵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同情弱者式的自恋想象不同，在这些乌托邦化中国的诸多论述中，西方精英不遗余力地从物质成就和社会道德层面极力塑造一个逐渐苏醒、崛起、强大的“美好新世界”。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国“觉醒”，其中“威胁”的意义似乎不见了，中国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红色乌托邦，它呼应着两个世纪前的“孔教乌托邦”。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阴晴不定，“是个摇摆过渡的时代，一方面它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某种在西方人看来的‘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国形象最终“摇摆过渡”到了另一个历史节点，它开启的时间点是1991年冷战结束。在这个时段内，“中国威胁论”是主导声音，其中的含义包括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肯定(“中国崛起”)以及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治道德的担忧和恐惧。“后冷战”语境赋予这个历史时段的西方中国形象特别的意识形态内涵：
中国作为惟一一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它在“对整个文明世界”进行反抗。历史似乎重演了，丁韪良在20世纪初的判断在20世纪末以不同的面目再次出现。最后一个历史时段持续延伸到了当下，西方长达150多年的中国论述在近20年来再度变奏为内涵丰富的“中国崛起论”。面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力，西方一方面谦卑地探讨“中国模式”，另一方面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预言中国将“统治世界”或者走向“崩溃”。这三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是本文解析西方“中国崛起论”的基本时间架构。在每一个历史时段都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构成了西方想象中国的契机。
三、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意义结构
大约在200多年前，中国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同时，也进入了观念的世界体系，西方的“中国崛起论”就是该观念体系的产物。因此，本文在一个长时段中观察、解析西方的“中国崛起论”的话语传统，还必须同时拥有一个空间维度，即在一种横向的意义结构中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内涵。
再回到费正清等人1966年在美国《生活》周刊上连载的那篇长文，该文描述了中国停滞的历史：
百年的“风雨飘摇”就一场儿戏，随着中国的第二次“觉醒”，一切都又尘埃落定，像“北京的长城”那样“骄傲自信”、封闭排外、“亘古不变”。
事实上，该文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颖的论述。“停滞的帝国”这一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早在18世纪就经由笛福、孟德斯鸠等人的努力而基本成型了。西方“停滞的帝国”论述的出现，从时间维度看，为稍后的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出现做了知识上的准备；从空间维度看，是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的世界版图，意在停滞的“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优越(或进步)。语境决定意义。讨论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意义结构，离不开其表述脉络。比如，伏尔泰曾在《风俗论》中这样评价中国：“这个国家已有4000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②这是一个模棱两可又无比深刻的论断：
历史悠久与停滞落后是一体两面，关键在于言说者的立场与视野。上文已经指出，衰退、停滞的“鸦片帝国”是中国第一次“觉醒”，即中国“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反抗”的背景与前提。这个行将“崩溃”的古老东方帝国形象产生的前提是欧洲以进步为核心观念的启蒙主义思潮，停滞的中国形象为进步的西方国家“打破”中国的“停滞”准备了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基础。
停滞作为一个时间(历史)状态的描述性词语，其最终的意义指涉落实在空间层面。构建一个停滞的中国形象，就可以确证一个进步的西方形象。时间上的停滞，意味着空间文化程序上的低级、幼稚和野蛮。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想象图式中，西方借助一个停滞的中国形象，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中国是反价值的象征，它需要文明、进步、现代的西方的拯救才能走向开化，于是殖民扩张就有了正义的借口。具体到西方的“中国崛起论”的三个生成、演化的历史时段，其中的西方中国形象建构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均拥有各自在空间维度上的不同内涵。
在衰败崩溃的中国知识背景上，“觉醒”的中国第一次开始朝野联合，“对抗世界”，这给自信乐观的“拯救者”带来的精神“威胁”可想而知：义和团事件不仅印证了西方人既有的“黄祸”想象和恐慌，也在软弱、停滞的中国形象中增加了黑暗、恐怖、地狱般的威胁性因素，还为此后的“中国崛起论”准备了话语模式。这一黑暗、恐怖、地狱般的威胁性的中国形象与想象，需要放置在此前衰败、软弱、崩溃的中国形象与想象中才能解释，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结果。
观念的世界体系与现实的世界体系相互成就。大约半个多世纪前，行将崩溃、停滞衰退的“鸦片帝国”形象的建构，有力地支持了英国人的帝国版图想象和殖民扩张行为。英国人在鸦片贸易的依托下发起鸦片战争，中国被儿戏般地征服。但是，衰败、软弱、崩溃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殖民扩张完成后，其曾经履行的意识形态职能的语境就发生了变化。套用丁韪良的叙述，中国被征服以后，中国就不再是“中国”了，它是世界或西方的一部分。那么，此时西方的殖民体系需要建构的中国形象就不能是衰败、软弱、崩溃的，而是一个需要防范对其殖民体系结构和东西方权力格局构成威胁的危险、恐怖、残暴的颠覆者形象。早在19世纪中叶流行于西方的“黄祸”传说为20世纪初新的中国形象准备了基础，因此，义和团运动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把西方流行的“黄祸”传说和恐惧转变成了“现实”；另一方面，西方殖民扩张的另一重意义在于“拯救”中国，如果说“觉醒”的中国是殖民行为的结果，那么此时西方对于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可能对其“施救者”构成威胁的焦虑就不难理解。义和团事件在西方人中间的象征意义和恐怖效应正源于此----—它是一个被“唤醒”的古老帝国对西方文明的狂暴复仇。因此，稍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的反殖民因素与民族主义情绪都让西方人感到不寒而栗，在这些事件中，“北京之困”的恐怖记忆一再地被唤起。黑暗、恐怖、地狱般的威胁性中国形象的生成语境和意识形态基础，正是西方人对自己的全球殖民体系和帝国版图稳固性的隐忧。这个新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其中映照着世界殖民体系基本完成的西方人内心的恐惧与焦虑。
一战之后，西方知识精英复活了1750年之前的“中国潮”，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及其进步的世界史观，在“西方没落”的想象中重新发现中国，一个浪漫美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形象再次被确立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权的主体，“1929～1931年，19世纪的世界秩序最终崩溃……新秩序以美国为中心，并由它来组织。到二战结束之时，新秩序的轮廓已经出现。”在这一新的世界秩序里面，新的中国世界观念秩序也随之确立。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欧洲国家无暇自顾，美国在“西方没落”的想象背景上构筑的中国形象的色调颇为驳杂：其中既荡漾着百年“中国潮”的余波，亦包含着行将崩溃的“鸦片帝国”想象，同时还回荡着“北京之困”的尖叫。因此，在第一次觉醒到第二次觉醒之间，西方(主要是美国)的中国想象也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如果说在中国“觉醒”的第一个历史时段西方残暴、恐怖、黑暗的中国想象是一种自虐的话，那么，在中国“觉醒”的第一个历史时段和第二个历史时段之间，西方柔弱、浪漫、光明的中国想象则是一种自恋。其中，作为文化镜像的中国是不在场的，它是美国(西方)自身文化心理的折射。因此，一旦主体的言说语境发生变化，中国形象的内涵就会轻易地滑向另一个极端。很快，西方人就再次体味到了中国“觉醒”的恐怖。
像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对中国的评价一样，从延安回到西方的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的最后，也表述了一种模棱两可但又颇为深刻的观点：
“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斯诺的预言成为西方社会眼中的现实，而且在情感色彩上完全相反：中国又一次“觉醒”了！
义和团时代的“黄祸”记忆在冷战背景下转变成了“红祸”恐慌。朝鲜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使西方的中国形象再次跌落到黑暗残暴、极权专制的深渊，“今天的中国是其自身历史的奴隶”，“停滞的帝国”再次在西方人眼里复活了。“五十年代的主要特点之一无疑是其道德主义……这种道德主义表现在将具体的政治问题转换成抽象的道德问题”。
冷战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的视野使中国成为邪恶的威胁。无论是在话语模式、形象原型，还是文化职能上，第二个历史时段的中国“觉醒”论述与第一次均无二致。在作为“红祸”的中国形象中，映现着美国(西方世界)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仇视，及其可能成为世界威胁性力量的恐惧。
在中国“觉醒”的第二个历史时段中间，穿插了欧洲知识精英表述的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国“觉醒”：
“红祸”的中国瞬间转变为物质成就和道德政治皆为西方楷模的“美好新世界”和红色乌托邦。这个时段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国的美化，除了与1750年之前的“中国潮”和20世纪20年代的审美现代性有着思想上的亲缘性之外，其中还映现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国际以及西方主流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急速发展，似乎意味着全球经济中心将再次转移；同时第三世界纷纷崛起，反殖民主义浪潮不断涌现。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均逐渐出现了迟滞、动荡的态势，一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涌现。“‘60年代’是美国人权、新左运动的同义词。”重新返回“伊甸园”的冲动，需要寻找“乌托邦”，红色社会主义中国形象的逐渐增值正好与西方的“集体精神崩溃症”同步出现，或者是红色“乌托邦”中正映现着西方的“集体精神崩溃症”。“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它并非现代主义的“穷途末路”，而是其“新生状态”，而且这一状态将一再出现。西方知识精英重新从物质成就和道德政治上定义中国的“觉醒”，事实上这种美化与此前的贬斥没有根本的区别，二者背后的意义结构和哲学前提是完全一致的：
乌托邦化的红色中国形象和“停滞的帝国”形象一样，依托的都是启蒙主义的进步史观，只有在西方的发展、进步尺度下，中国才能够成为解决西方社会文化痼疾的他者。因此，在西方托邦化的红色中国形象中，我们真正看到的仍然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的眼中乍明乍暗，摇摆不定。1991年，冷战结束，但其思维方式在后冷战的时空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历史的终结”为“文明冲突论”的出现创造了基本条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然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测绘冷战后的全球文明图景，它重续了帝国主义的话语谱系。用亨廷顿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亨廷顿认为：
“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崛起”在“文明冲突论”中演变为今天的“中国威胁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亨廷顿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在“文明冲突”的框架下，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把中国塑造为威胁世界的邪恶帝国的论述。2009年6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和大战略研究中心(IDEAS)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没落》在伦敦出版。短短三个月后，该书又迅速在纽约推出其美国版本。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版本的副标题变成了“西方世界的没落与全球新秩序的开启”(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就该书的内容批评道，它实际上对应着19世纪以前西方世界对于远东地区的“敬畏与羡慕”，或者说是不无荒诞意味的“中国热”(Sinomania)，因此，该书可以定性为一本“大众读物”(popular work)。安德森仅看到了该书对“中国崛起”大力美化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中的危险因素和话语陷阱。《当中国统治世界》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推测中国“将日渐强大，半个世纪后崛起为世界领袖”，而且其价值观念也将“确立全球霸权”。这些“中国崛起”的美辞，势必在西方唤起“黄祸”的恐怖记忆，并引发“中国威胁”世界的可怕想象。在马丁·雅克激情澎湃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想象中国的传统和模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崛起的中国”、“崩溃的中国”和“威胁的中国”仍然以最古老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其中映现的是西方自身对他者的敬慕、欲望和恐惧，而现实的中国在这一表述脉络中则始终是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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