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显示的权力过渡的制度化，体现在领导干部的离任制度、接班团队的备位制度、新晋团队的党内选拔制度等方面。
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以及政治局常委。这次大会是2002年第十六次大会之后，再一次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力，从一代领导人平稳地过渡给新一代领导人。观察这一次权力过渡的过程，可以发现中共的权力交接程序在进一步制度化。
具体而言，本次大会显示的权力过渡的制度化，体现在领导干部的离任制度、接班团队的备位制度、新晋团队的党内选拔制度等方面。中国领导人的离任制度的主要内容，大约在1992年的第十四次大会上开始探索，而在2002年的第十六次大会上基本成型，主要包含任期和年龄两个方面。
离任制度更加完善
从任期上看，总书记一职的担任者，遵循两届完整任期即须离任的规则。大约1992年在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等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和当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起确立了，每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将担任领导职务不超过两届。
该次大会产生的政治局常委的主要成员，于是在2002年，担任满两届后，退出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有论者当时指出，2002年的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共领导人的退休制度。
本次大会在领导人退休制度上的又一个巨大进步，是最高领导人的全退安排。在2002年的权力交接中，虽然实现了党和国家主要机构的领导职务，从上一代领导集体到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过渡，但离任的最高领导人还留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
已经退出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人继续留任军队的领导职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总的来看，这样的权力交接安排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平稳发展，不利于权力交接的制度化。
在本次大会上，胡锦涛除了不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不再担任中央总书记外，也不再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习近平担任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使中共权力交接制度化更加完整、更加有效，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
此外，自2002年以来，中共对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不再使用第几代的说法。1989年－2002年间的中央领导，被邓小平称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但2002起，中共并未称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为第四代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中共也未称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要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为第五代领导集体。
预计未来中共的官方文件应该以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称呼胡锦涛、以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称呼习近平。
除了任期限制（term limit）以外，自1992年以来，逐渐形成了领导职务的年龄限制（age limit）。在1997年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经过党内商议，当时已经71岁、排名第二（应为73岁、排名第三----编者注）的政治局常委乔石退休，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设下了最高领导人以年龄划线而退休的先例。
2002年，在筹备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协商过程中决定，自1992年起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常委者，都不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有误，胡锦涛自1992年起连续任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常委----编者注）。这包括当时68岁、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
该次大会因此也定下了以68岁划线的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退休原则。
值得强调的是，68岁的年龄线在五年后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再一次的确认。当时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深得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赏识，因为已经69岁（应为68岁----编者注），所以尽管只担任了一届常委，还是在该次大会上退休。
本次大会上，68岁的退休年龄已经毫无争议，成为重要的政治局的离任规则。同时，中央委员会的离任年龄也固定为64岁。一些有重要成绩的委员如周小川、陈德铭等，均因为已经64岁而不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中央领导年龄限制进一步制度化。
接班团队的备位制度
中共在培养新的领导人方面，长期以来都实践了未来领导人的备位制度，或者叫接班人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中央的领导人组成中，要在年龄上形成梯队，并尽早确立若干名才能十分突出年轻领导干部，作为未来的重要领导干部加以培养。
在1992年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仅49岁的胡锦涛被选举为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一，确立为十年后担任最高领导人的备位人选。从那时起直到2002年，胡锦涛被选举为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初现端倪。
这包括，接班人在备位过程中，一般担任哪些职务、负责哪些职责、接班人从备位过程中，需要经历哪些步骤，爬过哪些台阶等等。
以胡锦涛1992年－2002年间的备位过程为例，接班人一般担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在预计的接班时间前五年，接班人开始担任国家副主席。在预计接班时间的前三年（1999年），接班人开始担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会副主席。接班人一般负责党的常委工作、主管组织人事、并在担任国家副主席后，负责一部分外交工作。
2012年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实现了新一轮权力交接后，可以看出在接班人备位制度上的几个新发展。第一，接班人提前备位的时间确定为五年，即接班人在预计接班的代表大会的前一届开始备位。第二，预计接班的领导班子有未来的总书记、总理两位备位领导人，而不是1992年－2002年间那样只有一位备位接班人。第三，接班人在备位期间担任的职务，基本延续了自1992年以来的安排。
本届政治局常委并未包括1960年代出生的年轻领导人。但是已经有两位这样的干部进入了政治局。这意味着，未来的接班人应该在五年后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进入政治局常委备位。
新晋人选的党内选拔程序
自2007年的第十七次大会以来，对新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人选选拔，有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发展。2007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进行了一次投票。约400人对新进入政治局的人选进行了投票。该次党内投票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央对新一届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人选的安排。
在2012年5月，北京举行了中央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以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民主推荐。同时，就可新提名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预备人选，也进行了民主推荐。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后来临近十八大召开的9、10月间，对将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选，中央又在更小范围内以投票的方式进行民主酝酿。可以肯定，对于新产生的领导班子的人选，以党内民主的方式进行推荐、酝酿等，今后将会进一步制度化。
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权力交接的制度化方面，一个明显不足是对采纳、咨询退休、已经离任的干部的意见，以及避免这些意见对酝酿、决策过程产生过多影响力的平衡把握不好。
从制度架构上看，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过程中的有关机构（如筹备小组和大会主席团）和有关酝酿阶段，退休和已经离任的干部被赋予的角色偏重。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在同一个筹备小组或酝酿会议上，年轻干部的意见往往不及老干部的意见所起到的作用大。要避免会议的酝酿和决策过程不过分受老干部意见的影响，就要形成退休干部不再参加筹备组和主席团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的制度安排，使得筹备组和主席团和整个大会，有机会咨询和倾听老干部的意见。但筹备组、主席团和整个大会的酝酿、协商、决策过程，应该由现任的政治局和中央构成、主导。
其次，还应加强权力交接中的反腐败制度。筹备和酝酿权力交接的过程中，既要有充分的制度防止腐败干部在离任前不被发现，又要有充分的制度防止腐败的干部进入新的领导团队。本次大会结束不久，即有一名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被发现有腐败行为而被纪检部门双规。如何避免腐败的干部混进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将是未来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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