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政治改革在当下中国的踟蹰难行，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最近，吴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维，在学界和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然而赞扬者稀，指责者众。
吴先生方案之大意为：政改之难，难在阻力巨大；中国是一个由官方主导的社会，由于改革对主导中国的这群人失大于得（开放政治参与后，可能导致贪腐被揭露、遭清算，而得到的不会比原来多，只会少），所以他们不愿改革，致使政改被搁在沙滩上；占有以赦免贪官为悬赏，免除后顾之忧，让其获得所希望的“安全 感”这一额外收益，他们才会支持改革，从改革的阻力变成动力。
应该说，吴先生的方案体现了对人心、人性的精准把握，循此而进，确有可能解决一直困扰中国改革的动力不足问题，使政改得以启动。那么，他又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反对与指责？难道指责者都是有着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者？
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改革不同于其他改革，它要解决的首先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它同时又是一个重建合法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以“赦免贪官”这样一种违背大多数人道德观的交易作为起点，这个政权还可能被视为是正当的吗？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仅仅是自说自话地对民众“给个交代”，这样的政权能够在民选制度下拥有合法性吗？
在此过程中，吴先生以为可以避免的“引蛇出洞”、过河拆桥等问题，也必然会出现：政改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在政改以前，“民众如何权衡交易”不重要，因为不须说服，只须交代；但在政改之后，民意就很重要。如果政治开放后民意普遍反对赦免、要求清算（反正当初作出赦免承诺的不是他们，他们甚至没有被问及过），而此前作出“特赦”承诺的政权之合法性又已过时，那么，它要如何来保证承诺的继续生效，并且还具有可以高于现在主权所有者意志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
唯一办法是，其实并不真正地开放政治，而是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就保证少数人（原官方特权人士）的支配权力，使多数人的声音无济于事。这或许就是吴先生强调，中国政改将由官方主导的原因。这样一种“政改”，人们并不陌生。在东南亚、中南美以及非洲等所谓“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不乏这种由少数人掌控的“民主”例子----这些人既然有能力保障“特赦”不被推翻，当然也就有能力继续掌控政治、经济等利益资源的分配。于是，相对于改革前，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统治国家的，还是那些人，他们依然是权力足以压倒社会的庞然大物；唯一有所改变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游戏规则，以及让一些“支持改革”的精英能够有机会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而已。
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实践看，即使没有特赦贪官的承诺，大多数转型也都被扭曲，淮橘成枳；如果再加上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承诺，为了保障这种承诺的有效性，扭曲更成为必然----不知道这种改革，是否就是今天倡言改革者所衷心想要的东西？至少，它与改革者此前向人们描述、许诺的，有着天壤之别。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