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彻底排除了政改可能
反“和平演变”
陈：“六四”之后，当局一度“反和平演变”。一般认为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扭转了倒退的可能性。您怎么看？
朱：邓小平“南巡”是重要的。但是，在“六四”之后的中国，是否可以真的放弃经济改革和开放，重新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置中国于不可逆的状态。
人们忽略了邓小平“南巡”的真正后果，那就是：彻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首先，几亿中国农民不允许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完全没有可能复辟。其次，计划经济制度完全支离破碎。别的不讲，只讲价格体系：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而且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已经开始由市场决定价格。双轨制以人们难以想像的速度在并轨。
第三，中国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各种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处于全方位试验阶段，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止这种大趋势。第四，社队企业没有因为“六四”事件而影响它的扩张和膨胀。第五，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区，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对外贸易扩张的局面已经形成。
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实力，和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形势比人强。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势，并不是由几个反对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诸如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或者“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所能扭转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重蹈苏联覆辙，并非因为“六四”的镇压，实在是受惠于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六四”以后，江泽民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团，成了1980年代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邓小平“南巡”，并非是担忧改革倒退。邓小平深刻的意识到，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这才是他的“发展是硬道理”和“南巡”的根本意义所在。
人们还忽略了邓小平“南巡”的真正后果，那就是：彻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就是要避免人们重新解放思想和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一种新时代的“愚民政策”，应该说，这套政策对延续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作用的。
陈：按您的意思，“南巡”是“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开放道路和1980年代道路的分水岭。
朱：完全是这样。19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不可逆的经济格局，为后20年经济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但如何继承这份遗产，对中国走向关系重大。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三个基本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遗留了至少两种选择。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像中国这样曾经经历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济改革中选择市场经济取向，却需要由政府来完成。这使得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实际作用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并且形成政府推动改革的路径依赖。
以农村改革为例，1981-1985年，农村改革每年都是以中央一号文件下达。这个问题困惑了1980年代改革的全过程：或者是放任政府在改革中作用膨胀，或者是首先设计对政府本身的控制？但对政府本身的控制是政治改革的范畴，所以在1980年代，中国决策集团形成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共识。然而，“六四”之后新上台的中国统治集团做了前一种取向，就是放任政府的权力无限制地膨胀。后来的制度性的贪腐，是这种取向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允许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此，需要地方政府有自主权。赵紫阳有足够的封疆大吏的经历，了解地方政府的需求，在1980年代尝试了包括“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希望给地方政府较多的财政资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互动关系。
但1992年之后，中央重新建立对地方控制的政治和财政体制，设计了所谓的“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而地方政府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投资扩张，最终酿成人们现在熟知的土地财政，进而发生了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和房地产商的畸形结合，而且尾大不掉。
第三个是如何平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在198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主要思路：一个是通过实现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单一所有制；另一个是通过刺激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民营企业的比重。
1992年之后，中国的重点集中在所谓国有企业的改制上，其后果一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为与政权接近的利益集团劫取；二是有些行业进入国家垄断状态，像石油、电力、通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改革遗产，并没有得到正面的使用。民营企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处于被限制、被压抑的状态。
总之，1992年之后的中国在面对1980年经济改革的遗产的多种取向中，在抑制还是放任国家垄断的几个关键方面，做出了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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