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史无前例地用超过约20页的篇幅，以封面故事“新教育”为题报道了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出色学生：作者ANN HULBERT历时一年，全程跟踪采访了原上海复旦附中女生汤玫捷在哈佛的一年级生活。这是“哈佛中美国际交流协作机构”提供的《纽约时报》“新教育”专题的中文译稿，本篇为连载的第二章节。前几篇在：
新教育(2)
作者：安•浩波特(ANN HULBERT)
译者：哈佛中美国际交流协作机构
《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4月1日出版
II.一场拓展
朝上海西南驱车40分钟，就到了整洁的西外外国语学校校区，也是去年HSYLC峰会的会址。在这里，你就能大致感受到中国教育正在发生的变化。学校位于已设计成为上海的卫星城的松江区。这里四处可见建设工地，一座座新式校园正在动工。当美国领导人还在讨论怎样最好从一个分散的教育系统中要求更多的责任义务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放松其行政和财经上的控制。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20多年以前，1985年（汤玫捷出生的那年）实施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为了推动将前苏联式的高度专业分化的大学朝更全面化的方向发展。随着1986的义务教育法的颁布，所有适龄儿童被强制要求接受9年义务教育，一个重要的扩张就已经在无声无息的进行中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倡导对学生的减压，同时并鼓励社会力量在公共体系之外开设民办学校。
那些没有得到很好教育机会的家长们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的教育抱负，即儒家的社会与道德的进步，而这些都绘制在他们为自己的“小皇帝”们（已经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成长路线图上。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私有化的步伐突然加快。大众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至2010年，将15%的大学适龄青年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本科或专科水平。与此同时，更多的资金也在流向一批中国顶尖大学，以期向世界水平发展。在新的世纪，中国人仍在向建设先进教学设施的路上迈进。西外外国语学校，作为一所私立民办学校，很容易被错认为一所中等大小的大学。学校一边是宽敞的教室大楼以及宿舍（容纳近3500名学生，从幼儿园直至高中三年级），一边是壮观的图书馆和食堂，当中是一个漂亮的庭院和喷泉，而穿过街道是一个大型体育艺术中心。
“你可以说我们造的太讲究了”，西外的合伙创办人徐子望说。50岁的他身着休闲裤和蓝色西服上装，一幅年轻打扮，显示出他有着当年作为高盛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合伙人之一所积累的财富相配的精力。而现在，他已经和西外的校长Lin Min一道将他的热情以及资金投入到这所学校的建设中去了。校长Lin Min将从房地产开发的所得的收益投到创办学校中。这边土地，若干年以前还只是一处十分偏远的地方。在这个温暖的秋日，他们两位充满自豪地向我展示了这座刚建成一年的校园。在还是大约西外学生的年纪，他们两位被下放到农村，而他们也只是众多在劳动之余发奋学习的人群中的一员。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恢复后，他们也一同蜂拥而上，最终得到了足以保证他们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到大学一席的高分。三十年后，他们两位都已经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徐子望在美国， Lin在斯洛文尼亚，英国和新西兰）。在私有化的进程中，徐子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他们站在过去只是一片农田的土地上，急切地与我分享着他们对教育和课程革新的展望，为了让下一代能胜过我们。
“今天的孩子们是多么幸福的一代”，他们说道，“现在的年轻人在这个正急速发展的国家中成长。这个国家有着很多的问题，但同时也有着一个快速膨胀的中产阶级和扩展的视野。”到2006年，中国已经大大超过了之前设定的高等教育招生的目标：22%的大学年龄人口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相比较大约美国是40%。徐子望和Lin也和很多人一样在为中国的年轻一代担心。他们经历着他们上一代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生活的挑战，也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总是埋头写着没完没了的应试作业，还时时被其父母监督着。1998年，早在麦肯锡公司发表人才短缺的报告之前，当他开始高盛在中国地区的招聘时，他就得到了这个信号。
当时他挑选了三名中国顶尖大学毕业，在纽约的培训考试中取了满分的学生。然而一年以后，他们的年终业绩评定却排在很后。“这就是代价”，徐总结到，“12年的应试教育使他们习惯了总是寻找一个“正确答案”。如果给他们很明确的指示，他们能做的很好；而当给他们一项很抽象的任务时，他们就显得不知所措，四处求助。”假使徐和Lin的方法实现，独立自主，急切希望发挥他们想象力的学生们将会成为这个校园的生力军。一群数量不断扩大的思想开放的家长指望着他们的孩子能接受到更宽松的教育，一种创新式的中西合璧的优良教育。这也正是西外的宣传点，而他们也着眼的去找到合适的老师来教授。在校园里四处能见到“做世界公民”和“微笑，拥抱，交流，合作，协调”一类的校训。徐也直言：“还是有很多障碍，不仅是高考。现在的困境是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却没人知道如何解决。”
中国人总是说他们希望考试不是那么坚不可摧的力量，并且很多省份近年也被允许高考自主命题。然而更大的变化激起了大众的关注，像去年复旦大学使用了宽松标准的全新的测试标准录取了300名新生。在中国这个深受任人唯亲的文化影响的泱泱大国，人们担心除了高考没有其他的制度能更显公平。同时，中国教育扩张的成功也并没有减轻大众对高考的恐慌，而实际上却使得中学考试充满新的障碍。未预见到的压力逐渐浮现，当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地增长速度超过了大多位于中国发达的东部地区的高薪工作的增长速度，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这些为了留在这里而选择赚取更少薪水的人的失业。随之而来的还有那些过去不要求大学文凭的低端工作对文凭要求的提高。
这个情况导致学生们更加追求顶尖大学的文凭。来自这些得到资金建设世界级的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如上海的复旦，交大，北京的北大，清华）或者来自香港大学，甚至国外大学的文凭是在当今顶级职业和次级职业差距很大的就业市场取胜的法宝。这场大学的竞赛进而激化为挤进最好的高中的竞争。这些高中宣传他们有着高考高分学生和高重点大学入学率。然而，高中的发展速度却仍然跟不上大学。徐子望并不是唯一一个为这些系统中的问题而叹息的人。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希望：真正的变化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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