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2年11月28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限制地方政府对中国农地的强迫征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后， 12月22日于北京闭幕的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要给予农民免于受到土地侵占的保护、并计画促进农民增收、更要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于11月中结束的十八大在报告中即提及了改革征地制度和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的重要性，而之后的修正法案和会议重点也都显示中国政府已开始了解农民的不满是国家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发生于农村的“群众事件”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巨大的城乡发展差距除了导致农村的贫穷，也强迫农民出走，这些农民到了都市成为“农民工”，但种种的限制和压迫却使得他们依然无法逃离贫穷线。不论是农村问题或是其衍生出的农民工问题，皆是中国政府必须正面面对的挑战。
贫困县大多为农村
同时是作家的中国研究者潘若思(Ross Perlin)在《每日野兽报》(Daily Beast)上为白晓红的《散沙：中国农民工故事》一书撰写书评，并同时介绍了中国农民工的境况。此书的中心人物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上千万的农民工；但除了描述农民工的故事，潘也替他们担心，在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不再持续时，他们将何去何从？
潘若思在书评中表示，隶属于国务院的拥有诡异名称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中国592个“贫困县”名单。它们全部都是农村，多数在中国低开发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也通常是非汉人的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区。贫困县的居民通常是小农、在已过度耕种的几亩地上工作，他们也是每日以不到1美元过活的1.28亿农民的一份子。
潘若思告诉我们，走访这些偏远贫困地区就像是一层一层地拨开中国的发展、最终则到达这些属于老中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依然穿着毛泽东服、进行着只够自己温饱的传统农业、有着以宗族为主体的村落。他说，作为一个旅行者，你会从省会为出发点，那里也经常是最富裕、发展最高的城市；接下来，在搭乘公交车进行了长程的旅途后，你会到达地级行政区的中心，这里的国际级的商店、白领阶级和高科技的设施配备就已经不如省级中心常见。接下来旅人会到县级的地方，在这里仍然具备市场、学校和医院等主要公共场所；在最后，你才会达到乡村。乡村内少有基本设施和服务，道路很可能没有铺砌、甚至不存在，人口主要组成份子是小孩和老人。在这里，你能充分感受所谓“落后”的气氛。
新无产阶级成贱民阶层
这些乡村的青壮年为了逃离这样的贫困和落后，转往城镇发展，成为了中国都会的“农民工”。在过去30年中，约有2亿来自农村的农民离开家乡寻找工作机会，这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了自己的省份、还有上百万人离开中国，这些人所进行的移居几乎可说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潘若思写道，如同台湾出身的记者白晓红在《散沙》一书中描述的，即使一个礼拜进行80小时大量劳力的工作，也无法抵挡许多属于这“新流动式无产阶级”的人们正逐渐成为中国贱民的事实；这些新无产阶级被夹在毫无发展机会的农村与充满敌意也遥不可及的城市中间动弹不得。
尽管新无产阶级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成长，他们却从中获益甚少。中国政府所谓的“群体事件”与日俱增，其中有许多即是由农民工所发动。这些“流动人口”为中国亮丽的经济外表蒙上了一层阴影。
《散沙》描述中国农民工处境
潘若思认为，另外两本同样主题的着作──张彤禾(Leslie T. Chang)2008年的《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以及美国作家戴梦(Michelle Dammon Loyalka)2012年初的《吃苦》(Eating Bitterness: Stori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China's Great Urban Migration)──皆对中国底层人民的故事有清楚的描述，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系统性的说明。
替中国辩护的人们强调成功与富裕的故事，批判者则专注于高调的跨国企业内部的恶劣工作条件(如2010年起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以及同一家企业于2012年9月发生的暴动)。但是潘若思指出花费2年时间在中国各地的工厂、火车站、和民工居住聚集地取得民工信赖的白晓红，不只精确地描述了农民工在中国社会愈显边缘的处境，更为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政府的工人政策、地方政府的贪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等相关议题的资讯。
白晓红在书中特别注意一些在中国非常重要、在中国之外却不被了解的特殊性和细节。她细腻地记录了来自哪个村落、县和省的农民工倾向聚集在一些奇特的地方(四川省的农民工在这其中是个例外，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她也注意到农民工所做的工作的多样性，并走访许多“民工就业市场”。轻重工业、矿业、工程和保全是最倚赖农民工的几项产业，但是同样拥有大批外地劳工的还有性产业、餐厅服务、低阶白领劳工、摩托出租车司机、清洁工、看护工、家务工等。
被剥削的都市农民工
基于中国严重的城乡差距，中国国内的迁徙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搬家。中国已不符合时代的户口制度让农民工无法在家乡之外的工作地点享有健康保险和教育。在城镇工作的民工通常居住在肮脏且较无人烟地区的民工营内，基本上是被他们的雇主给困住了。
民工薪水遭窃取和被不当对待的事件相当常见、劳工相关法律遭忽视、最低薪资随着通货膨胀增减、国家的官方工会是毫无力量、只关心国家和雇主的官僚机构。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许多民工穿着破烂又灰扑扑的衣服，有着古铜色的肌肤和属于乡村的应对态度，还带有“不标准”的口音，这些人在中国城市中很容易被辨识出来、更容易被剥削。
但无论他们在城市吃了多少苦，白晓红和其他观察家都同意，这些民工没有别的选项：他们无法留在自己家乡的农村。人口和环境压力使得农村生活无法维持原样，尤其是在与政府政策过去20年支持的城市繁荣相比较之下。邓小平的改革分解了从前集合社群式的制度，这项措施没有留下多少财产给农民，这些财产只勉强达到基本的生存线，也为将来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铺了路。
白晓红书中记录了一位与失业的儿子在民工就业市场晃荡的老人寓意深远的一段话：“中国的历史就是农人如何被剥削和压迫、之后又如何起义并推倒政权的历史。”
都市农民工怀抱的中国梦
但是白晓红也在书中表示，让农民工抢着离开农村的原因通常是同个村落的邻人的成功故事。农村经济也许是个死胡同，对比之下，有些民工可以将他们储存起来的大量收入寄回老家。白在河南乡村遇到的煤炭经销商大才(Da Cai，音译)，花了许多年在矿场工作、并在矿业城市开出租车之后，终于成功地自己开业并挤进了中产阶级。在广州这个超级大城，一位名叫“英”(Ying，音译)的女性工厂职员将工作放在婚姻之上、无怨地接受减薪、不与那些“故作姿态的人们”(即罢工者)为伍，最终她得到升迁，获得了产品监控部门中半白领阶级的职位，赚取1个月约1,800元人民币的薪资。潘若思将这类故事形容成中国梦。他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成长引擎持续高速发动，像大才和英这些人──也许是他们的小孩都觉得他们有合理的机会可以成为都市中的中产阶级，甚至最终也可能成为中国内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的管理阶层、官僚阶层、或企业阶层的一份子。
然而，潘若思也指出，每个英或大才的背后，都有成千上万无法成功的农民工，他们从一个低阶工作换到另一个，最终极端受挫、毫无积蓄地回到家乡的农村。在现下，“城内贫穷”对中国人而言仍然是个充满矛盾的名词，经济成长减缓的影响到目前仍不明，而“群体事件”每年是有增无减。
白晓红并没有告诉读者，在这些情况下，仍然拥有6.5亿人口、农业发展不佳、“扶贫”在最近“社会主义新农村”旗帜下持续进行的中国农村将会变得如何。“和谐发展”曾是前任中国领导人最爱的标语，目前还没有人知道新领导层的标语会是什么，又将为中国农村发展带来什么改变。
土地管理修正案保农民权益
潘若思的疑问近来或许已经多少得到了部分的解答，至少从中国领导层新发起的计画或提议看来，领导人们并非对农村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无感。中国政府正从土地征收问题、农业发展和城乡差距等议题试图着手解决农民的困境。
尽管11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土地管理修正案的细节仍不清楚，但专家们认为这项法律修正案将会使得地方官员无法轻易地夺取农民的土地、也增加了农地被征为公益用的农民可获得的补偿金。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中国土地法专家李平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国务院的修正案是重要的一步：“中国每天都有恶劣的土地抢夺发生；在农村，抗议并不少见，有些抗议甚至危及性命。这项修正案将强化农民对农地的使用权以及改善现状。”
在现有的法律下，地方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上有相当大的弹性，它们经常在征收农地后给予农民极少或是毫无补偿金。这使得地方政府有动机去尽力地卖出它们以低价或免费得手的土地，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政府的大量卖地也支撑了近10年的房地产和公共设施的投资热潮，地方政府的土地买卖在2011年就为地方财政贡献了3兆元人民币。
乌坎事件成为国际瞩目焦点
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没有得到相对的补偿金、征收土地的过程充满暴力和政府腐败，这些都使得农村的动乱增加。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的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一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金，即使有获得补偿的也远低于土地市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群众动乱的专家于建嵘在2010年写道，中国农村的社会动乱中，土地问题为起因的占了约65%以上。
一连串土地纷争所导致的愤怒在2011年3月的乌坎事件达到引起国际媒体注意的最高峰，当时乌坎村民要求省当局能承诺归还地方政府非法夺取的土地。事件后续不管是它的和平落幕或是之后的村级选举都成为了国际瞩目的焦点。修正法律以限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和增加农民应得的补偿可以缓和农村内的紧张，法律修正也可以给予中国经济改革和重整一个新的开始，更可以限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的浪费行为。经济谘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表示：“征收土地的成本的增高将会迫使地方政府减少地方经济对房地产和公共建设投资的倚赖。在这些投资的增长已经开始减缓时，中央政府这次的做法可以被视为是中央政策决定者对经济再平衡的重视。”
但是中央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实践。地方官员和土地开发商是中国农村政治中最有力的角色，他们有极大的既得利益、因此会倾向维持现状。农民在政策制订过程缺乏代表，他们通常也不太了解自己的法律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农民的前景乐观与否仍有待观察。
增加农村收入以缩减城乡差距
但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政府的确相当重视农民问题，就在修正案通过的将近1个月后所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又再度强调要针对农村问题进行修正和改善。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此次会议总结了2012年和过去10年农业农村发展成就、研究如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除了要“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政府更承诺将确保“农民种粮务农获得合理利润”并“增加农业补贴”。
彭博社报道指出，增加农村收入等目标反映了新领导层在经济上的关注点：改革土地制度并解决城乡差距、鼓励往城镇移住增加国内消费。即将于2013年3月就任总理职位的李克强强调都市化、城镇化是经济成长的引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说：“李克强现在正朝向一个崭新的政策方向，这个方向要让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得以获得更多的补偿金、要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买卖的依赖、最重要的是最终要创造更公平的制度让中国人民一起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袁期待2013年的新政府会公布一系列新的政策提案，从改善现有的户口制度到出售土地使用权作为李克强所推行的城镇化进程的一部分。
中国经济可走向永续发展
在十八大的报告中，胡锦涛也强调共产党对农民必须采取“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解决农民问题更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土地抢夺问题所导致的上万件抗议事件已形成中国政府的严重挑战。中国农村自1990年代起有43%经历过土地强征，土地争议也成为中国内部最主要的社会动乱导因，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的土地使用权专家吴小慧(Xiaohui Wu，音译)说道。
中国共产党于2012年11月曾表示希望缩减贫富和城乡差距；根据11月中央银行所支持的调查，现在的中国贫富差距已超出可导致社会动乱的贫富差距标准足足50%。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都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的前9个月增长了13%、到达18,427元人民币，几乎是农村地区在同一时期的6,778元的3倍。
新华社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的网评中也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新华社的报道也称政府表示将会给予移居城镇的农民与都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中国社科院的袁钢明说：“在过去，中国的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发展，但是将来的城镇化将把关注点放在人身上，中国经济也将可以一种永续发展的方式成长。”12月初的经济工作会议中，政策制定者们也表示中国接下来的一年不打算一味追求高速成长，而是要追求缓慢但是有质量和效率的经济成长。中国政府为2013年设定的经济成长目标是7.5%，2012年的成长目标也是7.5%，这个数字是由2005年到2011年的8%的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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