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一党长期执政之下能建立公民社会、经济开放和坚守司法独立等制度，在中国的政治精英眼中有参照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新中两国间的交流也随着中国步入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改变。早期中国是参照新加坡的经济治理方法，后来则是借鉴社会管理经验，近年来也对新加坡的政治模式颇感兴趣。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但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等问题，再次把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推向改革的十字路口。
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为解决中国发展起来后的社会矛盾寻求出路。而迹象显示，中共领导可能会继续参考与借鉴新加坡的治国理政经验。
习近平担任校长的中共中央党校属下《学习时报》，过去两个月就一连刊登了至少四篇署名文章，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以及新加坡权力运行与监督的机制。
外界看来，这份理论刊物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前后对“新加坡模式”着墨不少，不仅透露了习近平本人对新加坡的关注，也为中共接下来将推进的改革做理论铺垫。中国央视目前也在筹备拍摄一套十集有关新加坡模式的报道。
新加坡在一党长期执政之下能建立公民社会、经济开放和坚守司法独立等制度，在中国的政治精英眼中有参照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新中两国间的交流也随着中国步入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改变。早期中国是参照新加坡的经济治理方法，后来则是借鉴社会管理经验，近年来也对新加坡的政治模式颇感兴趣。
中共赞扬行动党有效防贪腐
十年前，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曾庆红就肯定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治党和执政能力。他在接待访华的行动党代表团时说：“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和借鉴人民行动党的治党治国经验，这已成为我们党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11月，《学习时报》一篇题为《新加坡的权力运行与监督》的文章，提到党的监督是新加坡健全的行政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使政府及官员不敢贪腐。
这篇刊登于去年11月19日十八大闭幕后的文章还认为，党的监督要比其他外部监督如国会、法院、贪污调查局等的监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文章解释说，党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党对政府人事的监督，由于人民行动党一直在国会中占据绝大多数席位，组织内阁任务自然由行动党完成，按照一般成例，行动党秘书长即是内阁总理，内阁部长往往也由党内的精英担任；二、党对政府政策的监督，党内往往会先酝酿政府政策，然后由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再由内阁颁布施行。
文章作者、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傅思明接受访问时进一步说明，行动党的监督如此有效，是因为它先从党内做起，其最基本原则是对腐败现象采取零容忍态度，也就是绝不容许腐败分子在党内存在并成为特权人物，这样的机制是中共必须学习及贯彻的。
傅思明说，中共最高领导层已意识到这点，因此才会在十八大报告中，针对权力运行首次提出的“四个监督”体系中，将党内监督放在第一位，比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更为重要。
党内监督其实并非中共新提出的概念。早在1921年，中共一大就规定党员派到其他地区工作，必须受当地党的执行委员会最严厉的监督。在建国后1956年的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论述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后，中共也多次下发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条例，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中共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
尽管如此，傅思明坦承中共现有的党内监督机制尚未健全，甚至失效。
傅思明以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违法违纪为例指出，此案之所以会曝光，是因重庆前副市长、原公安局长王立军在没有其他内部监督工具的情况下，才会在去年2月跑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向外泄露消息”。
“纪检部门的领导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谁来监督？中纪委是属于中央政治局的，所以像薄熙来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怎样监督？……上级监督下级好监督，但是下级监督上级就比较难。”
傅思明认为，要有效落实党内监督，领导的政治意志是关键，他们得以身作则，在这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严治党的经验值得参考。
在他看来，习近平近日提出的“打铁还需自身硬”，便是好的开始，让中国舆论期待反腐能成为中共新领导人推动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学习时报》另一篇题为《新加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的文章，更进一步介绍新加坡的政改经验，还形容这个融合中西方文化的蕞尔小国“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的东方模式”。
中国学者：行动党先改革自身
中国国家行政管理学院讲师宋雄伟在文章中写道，行动党的首个举措便是对自身进行改革，这包括推进党内竞争和民主选举，并在过程中遵循绝对公平和正义原则，严厉杜绝党内产生腐败现象。
不过，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碧莉洁（Bridget Welsh）认为，行动党内的机制暂且不适合中共参考，因为当前中共内部的腐败情况过于严重和普遍。
目前在新大讲授“比较政治学”的碧莉洁指出，中共首先得着力于整顿党风，方可开始效法行动党。
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则强调，行动党在新加坡成功之路上固然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没有外界想象中大。他解释说，发号施令的内阁成员，人数只占行动党的极小部分，而新加坡能取得今日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的是高效的行政及公务员制度。
中国应落实“让民做主”
受访学者认为，除了党内监督之外，落实“让民做主”的根本政治原则也是中国接下来改革之路的关键，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可参考。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表示，一党长期执政通常容易滋生傲慢和懈怠，进而产生腐败现象，但新加坡却成功塑造了廉政文化，这除了得归功于党内监督，“让民做主”的制度也至关重要。
曾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吕元礼，多年来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受到中国及新加坡领导的关注和推荐，成为党政干部的热门读物。2011年出版的《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一书面市后，同样备受瞩目。
在吕元礼看来，虽然西方舆论对新加坡民主状况颇有微词，但无可否认，新加坡政治体系拥有一定程度的“让民做主”，让人民一人一票投选出他们的代议士。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向新加坡看齐，不仅仅实行家长式管理的“为民做主”模式，也应该融入“让民做主”和“认民做主”的最基本原则。
所谓“认民做主”，指的是把人民认作自己的主人，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吕元礼指出，中共的作风其实有“认民做主”的传统精神，但中国官员能否升迁是上头说了算，老百姓没有决定权，现实中根本没有实现“让民做主”。“所以‘认民做主’需要‘让民做主’这种制度来做保证才行……没有‘让民做主’的制度保障，‘认民做主’难免蜕变为‘认民做子’，‘为民做主’终将沦落为‘做民之主’。”
应借鉴治国原则和精神
新加坡的治国经验受中国重视，但受访学者强调，新加坡经验只不过是便于中国参考，不适于照单全收。中国终究得按照自身的国情，摸索出独特的发展道路。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说，虽然新加坡和中国的政治体制迥然不同，但两国都是一党长期执政，他也认为，新中同样选择了“先经济后民主”之路，在两国经验有共同点这个前提下，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有较多可参考之处。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黄奕鹏认为，中国对新加坡经验感兴趣的其他原因还包括，新加坡社会以华人居多，而且不像香港或台湾那样拥有多元的政治环境。
“以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来说，国家可掌控开放的进程及速度，让执政党有充分时间作调整并处理好党内政治，这对中国来说，极具吸引力。”
然而，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认为，新加坡模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用于中国，因为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与幅员辽阔、人口庞大、城乡并存、国情复杂的中国有天壤之别。
他也指出，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现状自前年全国大选以来已迅速发生变化，今时今日容纳更多异议声音的新加坡体制未必是中国感兴趣的，“曾吸引中国的‘新加坡模式’可能已不存在”。
因此，陈庆文认为，与其按照新加坡的做法如法炮制，中国应该借鉴的是它背后的主要原则。
中共显然也领悟了这一点。天津市委党校研究生部讲师倪明胜在《学习时报》发表题为“如何学习新加坡治理经验”的文章坦言：“中国和新加坡毕竟国情不同，发展的阶段也存在差异性，小岛的治理经验能否适用于中国，我们一直都有疑惑。”
新加坡解决问题过程值得学习
倪明胜认为，虽然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有着无法完全复制的局限性，但其长期以来“正视危机、务实求新、勇于求变、以民为本、砥砺奋进”的精神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也就是说，在考量和借鉴新加坡的有关经验及做法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和政策的表层，而应该去积极挖掘制度和政策运行的背后逻辑，尤其是背后的公共价值和核心理念。实际上，新加坡经验的浓缩及其内核特质就在于其内在精神的价值张力。”
另有分析指出，新加坡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因而质疑其经验到底对中国还有多少参考价值。
对此，吕元礼坦言，新加坡确实也面临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正是中国目前面对的挑战，因此新加坡找寻解决方案的过程也值得中国学习。
他以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为例说，不论是新加坡政府针对调高清洁工人薪金所提出的各项建议，还是学者抛出通过“休克疗法”让月薪少过1500元的低薪工人在三年内加薪50%的大胆想法，这些解决方案不管到头来有没有被采纳，都值得中国思考。
傅思明则列举新加坡去年轰动一时的政府高官权色贪腐案件，说明这固然暴露了新加坡制度的缺失，但新加坡政府的严厉处理手法实际上就是其绝不容忍贪污的又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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