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淯对问题的正视和解读有助于消除中美双方的误解，更有助于双方找出一条正确的化解矛盾之道。这恐怕就是此书最后一章：“共创美好世界”的宗旨。这本书虽然书名是《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但它的结语却是《中国能向美国学什么？》这既是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也呼应了开篇的一个结论：“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能够垄断道德和知识，但是了解自身优缺点的国家可以扬长避短，采取相应行动，并会取得先机”。或许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才是此书份量最重的一个部分。
李淯，美籍华人，纽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被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查理·科布尔评为少数几个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预测到了“大萧条”的人，如何解析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这一切都浓缩在她的专著、荣登亚玛逊畅销榜、红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立即成为畅销书的《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
李淯不仅是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还长期浸润于两种文化，从而奠定了这本著作的两大特色：专业性权威和跨文化高度。专业性决定了结论的说服力，跨文化则决定了此书广阔的视野。
中国，是作者的祖籍国，成功演绎了“东方奇迹”，被公认未来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是作者生活和成长之地，当今世界第一大国而又深陷危机的国家。李淯用严格学术训练形成的专业视野，经过对两国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论如同她当年作出的预测一样惊人：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
这个结论自然首先来自于对中美国两国完整、精确和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自然令西方难以理解和接受。这显然和对中国的误解有关。这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乔希·勒尼对此书的评论：“人们对中国及其当前体制的误解甚多。李淯的书审视了中国体制及其优势，角度新颖”。
李淯认为，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些价值观和方法论已经制度化，并指导了几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的治国原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而可知的体制”。即：“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专制的统治方式，而是通过贤明的治国方略，树立自己的威信，通过自身努力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或许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淯认为：“这种方式实际上与西方价值观不谋而合。中国政权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同，该模式甚至可以用来加强当今的民主制度”。
李淯的这个结论无论是想证明中国的模式是一种民主，还是想为了让美国易于接受而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民主，但都指出一种事实：中国的模式有效而且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这需要美国学习。
当然，李淯的结论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可能在十年前的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就已跌到谷底。中国的增长不仅令美国创造了海外的销量，降低了劳动成本，而且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间接降低了借贷成本。简而言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运转良好，为世界其他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方有句名谚：文化是制度之母。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李淯深谙其味。所以很自然的，她把探究中国成功原因的目光投向了儒家文化：“儒学已经融入多数中国人的血液中”。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代代相传，中国根本就不需要教科书、国家法令和媒体宣传来让十几亿人接受这些价值观。”
应该说李淯对儒家文化的总结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如个人的最高人生目标应该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培养强烈的道德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实现社会和谐、勤劳节俭、谦恭礼让、诚实守信、宽容大度、勤奋好学等等。但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她认为“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确有相通之处”。本·富兰克林修订《穷人理查德年鉴》时，称颂儒家价值观是普世性原则。“纯粹的说，儒家思想的基础与基督教的爱邻如爱已的观念十分相像。”
但是李淯更指出，当中国开始使用儒家思想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美国却处于“整体上对他人漠不关心，不考虑长期后果，只顾赚钱。”她还引用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我觉得，美国人不会为了解决我们的财政困境而愿意做出牺牲，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而这显然需要向中国学习：“想象一下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华尔街会是什么样子。金融危机再也不会发生。为什么呢？具有儒家思想的银行家更注重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创造价值，所以他们会将他们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这样的人和其想法中，而不会仅仅想着如何赚更多的钱。具有儒家思想的银行家将能够更好地管理资本和金融体系，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世界被贪婪和短视行为毁掉，即使自己活到最后，活在这样的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外，儒家文化重视教育、鼓励节俭的生活方式都是美国的榜样，可以用来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然李淯深知文化一旦形成是极难改变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可以被另一个民族所接纳也绝非易事。所以她也认为美国需要对政策作出大量调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目前主流文化趋势。不过，整体上李淯是充满信心的，而且这种信心既来自中国也来自美国：“中国鼓励媒体、政府和社会组织重新提倡儒家原则，强化传统观念。美国可以学习这种做法，以推动道德复兴，改变人们的生活重心。大多数美国人都很善良，愿意关心他人，积极做善事。儒家思想与主导当今美国文化的自私自利和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哲学形成鲜明对比，一定会受到美国民众的欢迎。”
从个人的角度讲，最令我关注的还是李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反思。和国内主要从理论上谈论民主不同，李淯则是从长期的、在民主体制内各个层面打交道的真实体验来解析。正是基于此，应该说，她对美国体制的批判是深刻的。她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创造了一个隐性精英，他们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也不对任何人负责，对大众利益漠然。”而她的解决之道则是要向中国学习，“首先一定要改变制度，让更多的精英成为政府官员，让政治家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重要的资助者负责。”
除了宏观的制度和文化，李淯还从中国微观的五年规划、经济特区、注重实体经济、人才培养和精英政治等方面分析了中美的异同以及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之处。既有深刻、新颖的理论表述，也有丰富的数据和多彩的事例。整部书可谓一气呵成，令人欲罢不能。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和冲突之处。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李淯自然不会视而不见。比如人民币汇率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美双方屡屡交手的话题。而李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也给出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答案。她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人民币升值将危害美国众多公司的利润、削弱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导致美国公司的销售额的下降、中国将更有能力抢购全球的自然资源甚至低价购买美国的资产、在华美国公司将不愿意把利润输送回国从而提高美国的失业率。
假如中国由于人民币升值成为第二个日本，则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在今天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如果这一幕出现，不仅同样损害美国利益，更令美国成为全球众矢之的。
显然，李淯对问题的正视和解读有助于消除中美双方的误解，更有助于双方找出一条正确的化解矛盾之道。这恐怕就是此书最后一章：“共创美好世界”的宗旨。这本书虽然书名是《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但它的结语却是《中国能向美国学什么？》这既是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也呼应了开篇的一个结论：“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能够垄断道德和知识，但是了解自身优缺点的国家可以扬长避短，采取相应行动，并会取得先机”。或许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才是此书份量最重的一个部分。
我是二十一世纪伊始才到法国留学和生活，相对于李淯，可谓一个后来者。但我在法国的经历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此书出版的意义，进而理解中国的迅速发展。一直到2003年，法国的媒体很少谈及中国，就是偶尔谈到了，也往往比较正面。原因不外乎中国相对落后，法国还有自信心，它以强者的心态自然不会苛求弱者。但以杨利伟成为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为标志，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法国的媒体。然而，这却是一种被歪曲的关注：或者仅仅关注中国的问题，或者立场决定事实。变化的原因也不复杂：中国过于迅速的发展超出了西方容忍和理解的边限。然而到了2008年，这种关注又发生了变化：在西方陷入危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成功的原因。这个阶段，中国开始被西方当作一个平起平坐、够资格的对手或者伙伴来看待了。如果说过去是俯视，到了这个时候则是平视。然而，李淯《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则预示着一个东西方关系新时期的到来：西方开始由平视向仰视转变！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不仅可以让我们读懂今天的中国和美国，还可以预见世界大势、东西方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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