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家黄创夏1月14日在NOWnews《今日新闻》撰文指出，前一个“祸国”、后一个“殃民”，接连两个台湾总统虽然不同党，都好像和人民百姓有仇，也因此都面对了只有十几趴的支持度，同样面临着人民上街头怒吼的命运。
从“红衫军”到“火大”，台北的街头还是沸腾，最有意义的是，参加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都知道“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当然知道上了街头，执政者的傲慢依然不改、他们更睿智的知道，就算发动了“罢免”，最后也会在台湾现存扭曲的政治现实当中，被抹灭、被嘲弄。
人民，却还是要走上街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
许多评论者，特别是一些“爱马仕”盘踞的政媒平台会讪笑“一一三火大游行”人数远远不如“红衫军”，更会充满“自信地”认为反对者发动“罢免”，正好可以让“蓝绿对决”再次激化，满心认为马英九反而因此得以再泛蓝阵营中因“危机”而被巩固。
从政治操作的角度，蓝绿因而再对决的发展，可能性极大。 却别忘了，2006年“红衫军”时，泛绿也是如此看待局面，结果，2008年，民进党大败！ 关键就在于运动的本身，已经不完全是过去传统的“政治动员”，这几年，台湾的社会运动已经越来越符合社会学宗师哈伯玛斯所说的“新社会运动”。
人民，绝不是那些所谓“‘政’论家”眼中之只是一张又一张长着脚的选票，以为永远只要计算政治算计，透过掌控媒体来搞点民粹文宣，扯一些议题糊弄一下就可以啦！
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人民，会有智慧去创造新风潮。
黄创夏指出，无法纾解的生存危机，一些人可能会因此更疏离，也可能产生愤怒。愤怒的积累未必是坏事，“愤怒”能让“第三部门”社会力奋起“补位”，透过人民力量展现，才可能让政治的僵局发生新的缺口，政治结构产生“质变”，不但有机会让僵局化解，还可能带动政治的进步。
改变才有机会。这个机会，就叫作“新社会运动”，继陈水扁“祸国”后，民生困顿而置之不理，“殃民”的马英九又创造了“社会力勃发”的丰沃土壤。
社会政治学家史考特﹝Scot﹞曾描写过，“新”社会运动的特征：
第一、 运动是以普世价值进行的反对运动。不是为了特定阶级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什么特定族群之类的诉求。运动展现出来的，是在质疑政治运作结构，想要透过民意的具体展现，转变陷入僵局的政治结构；并非是想要针对改变体制常规，或是某些特定人士想要来分享既存的政治权力。
第二、 正因为不是特定利益社群或族群参与，运动和许多传统运动不同的是，它是以“非正式”、“松散”和“弹性”的方式所组成，避免了太复杂的层级式、科层式的组织方式。因此没有特别具有权力的领袖，甚至对参与的成员资格，都没有太显著的设限。
第三、 运动高度依赖、透过大众媒体，传达他们的诉求和抗议，以影像效果有效地激起了公众的情感与认同，达到快速扩散和参与的效果。不需要核心总部的组训，认同的人都可以用同样的象征，表达他们参与的态度，甚至，群众还有源源不绝的自发创意。
第四、 这样的“新”社会运动，表面上被政客讥为“嘉年华”，少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悲壮”，或是肃穆。但它其实是欧美民主先进国家在1960年代后发展出来的新类型，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或是1968年法国学生的“愤怒之爱”，终结了法国“第四共和”，引领法国发展出“第五共和”。1960年代后，欧、美、北欧和法、德的新社会运动，都持续产生源源不绝的“创意”，迫使政治部门不得不低头。黄创夏认为，这类型“新社会运动”会在二十世纪末发生，哈伯玛斯﹝Habermas﹞指出：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由于政治和经济这两大部门的“双面夹杀”，往往会让人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指社群和家庭的价值﹞发生岌岌可危的危机感，“第三部门”社会力因而奋起，为的是要捍卫他们的“生活世界”。
台湾的庶民社会中，中产阶级和妇女，对“生活世界”一向最愿意投入最多的关注，所以，在2006年中，一向不太愿意介入政治部门的中产阶级和妇女，为了捍卫他／她们早就很焦虑的“生活世界”已被太多的谎言和恶意所动摇，主动而积极站了出来了。
黄创夏指出，马英九新政权上任这么多天，弊未查、贪未肃，政策摇摆，对财团倾斜、改革只当成“话题”而一味敷衍应付。
这样子的执政“信诺”何在？人民如何有信心？当越来越多人民感受到“生活世界”的威胁时，执政当局若依然只用“政治”部门逻辑在应对，靠铁杆马迷在捍卫、靠垄断政媒在辩护，不少人终将会义愤不平，挺身而起！
别忘了：当“抗议”得不到呼应，反而被“嘲讽”、“恫吓”和“威胁”，一些人将因此而“绝望”，“骚乱”就会成了一种新的“向往”，这就是“暴力”的临界线了，如果还无法获得适当的响应，对峙再往上走，“革命”发生的机率将会愈来愈高。
天佑台湾人民、天佑“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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