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风波进入尾声，据称是广东新任省委书记亲自处理平复各方矛盾。就在该事件渐渐淡出舆论的时候，突然《朝日新闻》曝光了一份关于“南周事件”的报告书，据报告书称，当局就文章的变更对编辑部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指示，在和编辑部多次相互妥协之后，又要求重新更换文章，这一举动激怒了记者们。至今，南周风波的前因后果已经被演绎出了N个版本。回望这场小风波一波三折，真实究竟为何已然麻木。但获悉，后期，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一度有记者圈自行组织发起联署，但值得注意的是，联署并非为了力挺南周，而是指向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严苛的监管。南周风波的事实究竟为何，已经不重要，大陆媒体人的痛在于----所谓“新闻审查制度”。
中国新闻审查是事后审读制
在风波伊始时，4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日本记者向发言人华春莹提问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修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一事时，华春莹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此言遭到媒体圈的极力反弹。
诚然，并不否认中国是存在新闻审查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实质上不正是新闻审查的一种吗？但华春莹这一句“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是否错了呢？这还得追溯历史。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代的报律，倡导和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然而，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建立之初那短暂的新闻自由随即被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所取代。后在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执掌政权期间，根据“以党治报”的方针和新闻统制的思想，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新闻检查制度。抗战胜利后，中国转为和平建设时期，一切旧的新闻检查制度应该废止。但国民党政府还以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为由，继续实施战时的新闻统制政策，遭到了来自新闻界乃至人民的反对。1945年8、9月间，国统区人民为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迫于压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十次常务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虽然如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的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
中共执掌大陆政权前后，立刻废除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原稿审查制度，实行出版自由和事后审读制度。马克思在反对审查的文中曾批评管理者的粗暴，他嘲笑普鲁士当局的新闻审查制度是“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袍”里。一直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共自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查资料显示，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指出：“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审查结果，遇有特别有利于人民的出版物，由国家奖励其著作人及出版人，如发现有反动性质的书刊，由国家加以查禁或处罚”。另外，从1950年5月30日《出版总署、新闻总署关于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草案）、1950年6月26日《出版总署关于管理当地出版业的有关事项复广东省文化厅函》中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其中的改变。这是事后审查制度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行。
在2005年12月1日，同时公布了《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及《期刊出版管理规定》，规定在实行事后审查制度的同时，中国继续实行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的申报备案制度。
在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选题上，实行选题和原稿同时备案制度。在这些做法上，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与事后审查制度的精神不符。但实际上，这何尝不是一种特殊措施，是事后审查制度的一种补充。因为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版工作者有保护的义务。当然，这方面的选题和原稿，其数量应当极少，要依法行事。
那么，说回华春莹的“失言”，如此看来，新晋上任的年轻女发言人是不是就无辜挨了板砖？但不得不说，这个回答太不给力。中国报纸有审查，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谁又能冷静分辨？但话分两头，难怪民众、舆论会对一句“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过度反映，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是一党执政，就没有必要遮遮挡挡，堂堂正正地进行，做到审查方法和标准的透明不就好了。管理问题“被”成为政治问题
南周风波俨然已成为2013年的第一场“盛宴”，要说事件本身，在媒体人看来，只能说是偶然中的必然。但至于引发到今天发酵的地步吗？恐怕不论宣传部门还是媒体业，答案都会是否定的。原本很普通的新年献词，偏偏要闹成以中共压制言论自由为潜台词的一台戏，这是地方政府管理能力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但这里有必要说清楚的是，媒体圈的反弹，其实不是不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监管，更没有反对上级审查的意思。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报社是一个企业，编辑或记者的稿子被更高级的编辑乃至主编审核再正常不过，对稿件内容的审查是世界的常识，也是报社必须为读者负责以及维护报社公信力的努力。但问题是，谁有这个权限，报社领导？新闻伦理委员会？还是更高层的某些部门？
原本，《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是管理体制和能力的问题，关键时无章可循，事件闹到这么大，还没有搞清到底是谁在修改的稿件，是按照什么流程和准则进行的，这才是中国媒体的大问题。但正因为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程序和准则来审查，用什么方法进行修改，这才难免让外界自然上纲上线的认为成了政治问题。相信这也绝不是中共想看到的结果。同样，也相信中共也绝不愿意看到某些人代表党粗暴干涉媒体报道自由的不正常现象，更不相信监管部门没有相应的标准规定和执行程序。
其实，由此所暴露的管理体制问题，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说重大事故突发，地方上的第一反应经常就是瞒报，再比如当问及一些敏感问题，发言人的第一反应经常是否认，但当真相揭晓的时候，都不免难堪。这里所揭露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很长一段时期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脱离现实，变得不学无术，官气冲天，对上不对下，即摸透领导的心思，但不关注一般民众的心理，越来越变得不懂得如何处理和他们的关系，还以为胡萝卜加大棒依旧有效。他们也许没有恶意，但却不求上进，不求改变，长期如此让他们都变成了僵化了石头。这些石头的存在，过往不是问题，因为中国还是一片黄土地，但今天，黄土地上开始建设拔地而起的高楼，石头就成了障碍。
南周风波，如果被从管理失误升级到政治事件，这个结果会是滑稽的，但责任是谁的呢？媒体人会回答：逼出来的！想一想，生硬的命令式、强制的胁迫式，这是管理吗？强力压制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这是管理吗？这是每一个管理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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