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捨。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发展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
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次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离开了邓小平的支持，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几乎连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因此，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来，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首先就需要邓小平通过。邓那里通过了，这个方案就能得到多数老人、多数中委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会，就可能被党代会、被全党所接受。对于邓小平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提，否则方案就通不过、搞不成。这个方案就会胎死腹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一个泡影。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衹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衹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
十三大这个方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推出，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我们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要做的先不去讲，可能留到十年后再讲再做，十年后和现在的政治环境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
再说，邓小平们这一代有着绝对政治权威的党内元老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中国的权威政治必然会呈现递减趋势，逐步走向常人政治。为了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党的稳定、国家的稳定，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许就会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者们无论主动或被动，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问题，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让邓小平和当时中央的这些老人们，让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在党代会上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关于如何实现向议会民主制度过渡的问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这就是说，他认为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提出的「总体设想」在过渡的初期仍然是适用的。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和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如果对赵紫阳的政治遗产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个概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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