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
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就这样，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20次，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2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像孟用潜这样，被株连进刘少奇案的人还有很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达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被株连的人中，孟用潜终有一天走出监狱，至少也还算“幸运”。像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则在重病缠身时被专案组逼死。而他们中的张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刘少奇并不相熟，“话都没有讲过”。
1967年10月，专案组将张重一拘留时，他因肝癌变恶化病势垂危，“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专案组索性“突击审讯”，在27天中审讯21次，在张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里，专案组更是“穷追紧逼”，现场录制的录音带有80盘之多。“从保存下来的20盘录音带中可以听到这种残酷的‘突击审讯’是怎么回事。录音中不时出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神志不清的嘟哝声和审讯人员七嘴八舌的吆喝声。”黄峥说。
最终，一个垂危病人的种种神志不清的话，被专案组说做“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在张重一去世的那天，专案组又对他进行了一次“回光返照”似的审讯。留下来的讯问笔录上记录着这样几句话----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在黄峥看来，王光美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因刘少奇案，王光美入狱12年，1979年走出监狱后才逐渐恢复名誉与待遇。12年的铁窗生涯没有让王光美精神崩溃或抑郁，黄峥说，“因为王光美相信自己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她坚信刘少奇绝不会是坏人。”但12年的铁窗生涯也让王光美留下了“后遗症”，就是始终无法接受防盗门。
因工作之故，自1983年便与王光美认识交往的黄峥其实也在默默观察她。“她性格开朗豁达，凡事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诚。”
1983年11月，王光美赴湖南参加刘少奇诞辰85周年纪念活动。黄峥一路跟随。纪念活动之后，王光美还专程到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她很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对于毛的后人，她特别照顾。”
“照片现在仍挂在家里。”黄峥说，如今王光美已过世，但“文革”时照顾刘少奇王光美小女儿的赵阿姨还住在那间房子里。王光美出狱后，把赵阿姨接到家中。她与赵阿姨亲如家人，姐妹相称。
刘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后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首当其冲，被送往河南开封。
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王光美后来和黄峥谈到过1980年去接刘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刘少奇最后去世的房间里，王光美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用过的枕头。那是五十年代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柬埔寨时，参观一家生产橡胶泡沫的工厂，王光美当时好奇地摸了一把这种非常轻柔的泡沫，后来西哈努克就装了一车橡胶泡沫当作回访礼物送到了北京。这些东西除了上交和赠送外，王光美留了一点做了两个枕头。没有想到，最后陪伴刘少奇的就只有这个枕头。“光美老人当时就抱住枕头流泪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黄峥用心记录王光美的谈话，整理成一本《王光美访谈录》。“很多没有跟其他人讲过，甚至没有跟孩子们说过的话，都在访谈中谈了。”
比如，王光美说江青的性格，“听了风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向王光美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王光美说，刘少奇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而让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泽东写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尽管少奇同志思想上并没有想通，但他之后的检讨，就是努力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毛主席也在少奇同志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却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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