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底,500名愤怒的伊朗人“占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使馆工作人员,直至444天后才全部释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时代》周刊将其称为“美国外交史最大败笔”。电影《逃离德黑兰》在开场后用10分钟时间,简单交代了这段历史背景。影片并没有将叙述的重点放在52名被拘押的人质身上,而是聚焦从伊朗人眼皮底下溜走的6名使馆工作人员。

《逃离德黑兰》
《逃离德黑兰》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添加了若干细节:精通伪装技巧的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兹说服了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甚至卡特总统,让一众好莱坞明星大腕配合自己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部永不会真正开拍的电影《Argo》,骗过媒体大肆为“新片”宣传,以电影制片人的身份潜入伊朗,把6个人伪装成加拿大籍剧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两天内熟悉自己的新身份和“剧本”,从不见天日的密室走到太阳下,走进群情激奋的伊朗人群,最终成功逃离伊朗。
《逃离德黑兰》前半部分就像是好莱坞的“自嘲”。托尼为了将假的电影摄制组包装得更加真实,便于营救人质,和好莱坞的两位身兼电影制作人和特效化妆师的“爱国者”共同对假的电影项目进行确立和宣传,从中透露出的种种黑色荒唐的行径无不是对美国电影体制和潜规则的谩骂与嘲笑。而到了影片后半部分,气氛急转直下,由幽默轻松转变为了紧张不安,随着营救行动的正式开始,所有观众的神经开始紧绷。尤其是最后的撤离桥段,导演通过极其出色的平行剪辑和之前精心设计的情节铺垫将这场全片的重头高潮戏拍的张力十足,紧凑的画面透露出了几分只有希区柯克的电影才具有的那种令观众屏息凝视的氛围。只是,真实的历史没有那么多“险象环生”。事实上,如果读过约书亚·比尔曼在《连线》杂志上发表的《大逃亡》一文,就会发现影片中营造的巧合全都不存在:没有人怀疑和盘查过他们,没有人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没有人在机场查验过他们的入境纸,更没有人开车在跑道上追逐飞机。真正的营救故事无惊无险,甚至顺利得平淡。而这起事件不能说是当年“人质事件”美国的一次胜利,但将小事情放到最大,这就是电影的力量----确切说,是好莱坞的力量。在宣扬“爱国”这件事上,好莱坞一向比白宫要靠谱得多。
影片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伊朗人质危机,这场事件引发了一场美国当代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动,深刻的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和传媒的格局。据说吉米·卡特在总统选举中败给罗纳德·里根,是因为前者在伊朗人质危机中表现不佳。而里根的上台,开启了新保守主义占据美国权力中心的时代;而对人质事件的关注,又催生了“每日新闻跟踪报道”的新闻模式,当年在深夜播出的人质危机新闻,后来则演变成了严肃的晚间新闻节目。就国际关系而言,伊朗人质危机不仅奠定了迄今为止的美伊关系态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一个表征。
虽然影片极力淡化政治色彩和政治判断,仅仅着力于表现对具体个体的关怀与营救,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美国社会“主旋律”的模式:占领大使馆的暴民、在机场擒拿前朝余孽的恐怖组织、在市集内找茬的伊朗暴民……伊朗的一切都是那么“万恶”;而对美国人角色的塑造虽然平面化,偶尔也会对政客的“心怀鬼胎”进行批判,但另一面又在不断强调爱国、冒险、献身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这种敌我分明的、脸谱化的两分法,隐含了美国媒体的政治要求,十足一部“文艺青年”版的《拯救大兵瑞恩》,看上去仍是那么精彩,而逻辑却有那么俗套。电影人对政府的献媚从来都那么露骨,但前者比后者更靠谱----至少《逃离德黑兰》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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