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被判刑15年，关于其“事迹”的报道多起来。不久前有媒体推出系列报道，详解其江湖秘诀“王氏刀法”：打黑、治警和包装。《中国经营报》19日又推出深度报道，其一题为《王立军锦州旧事》，显示王立军20多年从警生涯中“刀法”一以贯之。
根据《王立军锦州旧事》一文，王立军在锦州就玩“王氏刀法”：处理数百名警察，将一批警察逼上上访路；强令各部门搞钱，一天消费两三万元是常态，下级必须想办法入账；为某些企业家违法甚至犯罪充当保护伞；通过电话监听等手段抓市领导小辫子，达到控制上级的目的。
王立军早就是一个腐败分子，绳之以法也绰绰有余，而“新闻监督”竟然是近10年后的事，成了“事后追记”。媒体一直习惯于事后“追记”，官员落马了，媒体马上一拥而上，痛打落水狗。当年报道文强是如此，现在报道王立军依然如故。于是关于落马官员出现信息爆炸，各种工作生活细节应有尽有，让公众如梦方醒。
但媒体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因为有各种有形无形的规矩管着。贪官落马了，揭露其问题即让他身败名裂，而有关政策恰恰就是“让腐败分子身败名裂”。而贪官落马前，其身份是领导干部，负一方面之责，受组织和上级信任，媒体就无权对他的工作生活“说三道四”。不仅无权“说三道四”，甚至还得“正面宣传”。
这是一种政策导向，使媒体习惯于唱赞歌。赞歌即便唱错了，也无人追责；相反说三道四就算客观真实，也会引来诸多麻烦，甚至大祸临头。去年12月，云南《都市时报》报道福建某厅级“表叔”的事，结果就有神秘力量自闽入滇，跨省毁报。媒体的损失，一是几十万份报纸不能上市，二是政治上被追究的风险。在现实修理下，媒体自然没了棱角。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提倡舆论监督与新闻监督已有好多年，反反复复地强调。2003年，深圳曾拟赋予记者“合理怀疑权”，把它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宝。媒体监督落实难，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闻监督的认识问题。一些人认为，媒体抓住领导的小辫子大做文章，将妨碍领导干事，影响发展与稳定大局。
这种认识本质上就是拒绝媒体监督，以前是一种认识错误，现在世易时移，更是与时代格格不入。发展与稳定当然是大局，而反腐关系到执政合法性，解决不好会亡党亡国，也是大局。反腐不会影响稳定，相反只会增强稳定。对腐败分子要坚决查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限制权力和强化监督预防腐败。开放媒体对官员进行监督，已经势在必行。
媒体的价值不是让腐败分子声败名裂，而是对权力运行实施强有力的监督。监督必须是实时的，媒体的事后追记必须变成闻风而动，实现“现场实播”。对腐败分子搞事后追记，效果等同娱乐新闻，引发的种种议论与政治、监督无关。监督实时化，官员才会把媒体、舆论当作一面镜子，起到“正心诚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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