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89年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後20年，表面上，中国似乎拥抱自由经济和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中国看似在经济政策与追求财富上取得共识，并且置于意识形态与政治之上。
然而，今天这种表象共识却闪起红灯，这种表面上的共识总是掩饰了中共党内分歧，也遮掩了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在于这究竟会带来更大幅度的政治开放，镇压以恢复表面稳定，抑或引发社会动荡，这些可能性会产生何种结果，对中国的经济扩张和全球经济都难以预料。
共识不再的迹象随处可见，譬如过去1年半以来，中国十几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环保抗争。在担忧环境污染的危害超过创造就业机会利益下，包括大连、天津在内，这些城市数万民众成功阻挡兴建化学工厂和发电厂。
去年9月也可以观察到共识瓦解的迹象，由于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领土争议而关系紧绷，当时几千位抗争者手持毛泽东肖像，路过日本驻北京大使馆。
抗争者选择毛泽东肖像，显然在暗批中国现任领导人，在大多数演讲中，他们都明显不提毛泽东和他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将时间拉近一点，共识消逝的痕迹则是群众本月到广州《南方周末》总部前，争取言论自由。
新闻记者呼吁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下台，他改写了《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原本献词沉重反映社会难题，却变成歌诵共产党的政绩。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史学者Odd Arne Westad表示：「那种意志明显存在，以发展经济为名，什么事情都刻意隐瞒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虽然在第4天警察和平劝說抗争者回家，但能够抗议4天显然值得注意。
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强调：「民众站在台上大谈『新闻自由』，警方并未拉下他们─这表明了处理社会冲突的警察，如今懂得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个新演变，大家了解自身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抗争进行到第4天，尽管警方极力劝說离开，但一名短发青年仍然勇敢地在报社附近的马路穿梭，他穿著棕色夹克，手持写上中文的标语牌。後来警察排成人墙，阻止他跟外国记者交谈，他仍高喊：「警察没有权利阻止我跟任何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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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宪法赋予人民言论自由，但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以来，很大程度上言论自由难以实现，此前几个世纪大抵如此。可是，随著社会大众认为拥有言论自由或应该拥有言论自由，特別是习惯在网上肆无忌惮交谈的年轻人，显现了中国社会出现了重大转变。
同样重要的是，时下中国的年轻人，似乎不仅认为他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更认为他们有责任为社会问题发声。
中国爆发六四天安门事件时，Westad正居住在中国。Westad說，上次出现年轻人为社会问题公开声援是在1980年代，年轻人认为这是个人职责所在，此後随著共产党镇压而几近消失，反而出现「快速致富」的社会心态。
目前中国多元主义微弱的迹象，很难判断是否足以产生新社会共识，甚或产生一些迈向民主的暂时性举措。问题在于有朝一日对话是否会产生类似「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革命，亦即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Vali R. Nasr所描述的「无头革命」(headless revolutions)─难以控制或预料。
中国的将来何去何从，在《南方周末》抗争中，世人不难察觉存在激烈冲突，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这是社会分裂的早期警钟。
在报社马路的一边则有十几位结合威权主义、反西方民族主义与经济孤立主义的拥护者。这些抗争者代表「新左」势力，斥责《南方周末》的记者不爱国，并声称有一个金融家、媒体和美国政府的国际阴谋集团。然而，马路另一边的人数更多，他们是言论自由的支持者，大多数是年轻新闻记者和本地支持者，中国网友也强力声援他们。谴责高官，他们展现个人勇气，这种勇气在中国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多人开始站出来挑战权威，并且不会遭遇重罚─除非他们呼吁多党制民主或重审六四天安门事件。
时间可能站在支持政治更开放的群众这一边，多数乌托邦抗争者年龄已达中年，这些人早年的教育因文化大革命而受阻，当年许多学校和大学都关闭了。
言论自由的抗争者年纪很轻，接受良好教育，是这几年高等教育大幅扩张的受益者。
许多大学教授和年轻人指出，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似乎不支持对邻国采取激进民族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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