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式民主本身缺乏理性、公允、平实的解读与宣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西式民主这个最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稳定的关键问题上，事实上放弃或近于放弃了话语权，使该问题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舆论所主导，使中国社会大众对西式民主本身要么太无知，要么多误解。
《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被撤换，出现了“2000年前大禹治水”等低级错误，引起中国社会对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乃至新闻审查制度的一片挞伐声，舆情滔滔，持续发酵，演变成今年中国社会第一个公共事件。危机的化解，既考验了广东新任领导的能力，也检验了北京新任领导的智慧。
相信“南周事件”已安然落幕，没有演变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社会风潮，但平安落幕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应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从“南周事件”中，中国政府最应反思的，不是所谓放开新闻自由（因为正确引导并适度控制新闻舆论，是中国现行体制稳定的基石之一。当然，这种控制也确应有理有度，否则会适得其反），也不是危机应对的不够灵敏、果决，而是应加强对所谓“道路自信”的论述。
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中尤以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自信最为关键，但对其理性论述，迄今为止，仍有诸多不足。
中国既有的“道路自信”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二：一是“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式的传统宣传教育；二是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教育----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富强中国。
前者属于意识形态教育，后者属于举例说明，不仅说服力有限，而且均未理性解答为什么中国不能急于走西式民主道路，以及急于走该道路中国必然是怎样的结局问题，乃至对西式民主本身都缺乏理性、公允、平实的解读与宣教。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西式民主这个最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稳定的关键问题上，事实上放弃或近于放弃了话语权，使该问题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舆论所主导，使中国社会大众对西式民主本身要么太无知，要么多误解。
平心而论，《南方周末》被撤换下来的新年献词，实质上只是一些对宪政（实质上是民主）的浪漫抒怀。虽然文字很美，但就深度而言，大体没有超越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常见水平----对“自由至上、民主万能”的歌颂水准，对于民主的真假优劣之辨、优质民主的实现条件，及其在中国的实现可能，均缺乏应有的体认和论述。当然，歌颂自由、民主本身并没有错，也并非没必要。
但是，就是这样一篇对民主宪政并未有较深论述的文字，却在网络上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微博”上发言者一窝蜂地对其表示了由衷的认同和支持。除了社会大众向来同情弱者，及常见的逆反心理等因素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怕还是中国民众对西式民主多缺乏应有的理性认知。在不少人心中，民主很神圣，但也止于很神圣；若问其民主的究竟，则未必清楚，因而很容易被煽动。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国内台面上最活跃主张中国实行激进西式民主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很少是政治学专业学者，而几乎都是非政治学专业学者。
该现象也从另一个角度，隐约揭示了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在西式民主讲授方面的缺位或错位。
中国政府未正视西式民主，未对西式民主及其在中国目前是否具备实行的条件，进行应有的说服性教育，而一味沿袭“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好”式的生硬宣传和简单举例的结果，不仅没让很多青年发自内心地体认到“社会主义就是好”，反而令其私下感到“资本主义民主就是好”。这似乎印证了弗洛依德的那句永远正确的名言----“凡是被禁止的都是被渴望的”。
实际上，以郑永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海外既有深厚西方政治学修养，又熟悉中国国情的中国问题专家均认为，民主有优劣之分，只有优质民主才是好东西；西式民主主要解决的是分蛋糕问题，而非做蛋糕问题，对欠发达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国情极端复杂的欠发达的大国）绝非万灵丹，主张中国应走切合本国国情的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当然，“渐进”绝非名为“渐进”实为“不进”；绝非意味着不对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政治体制进行大胆改革；绝非意味着不为未来的民主改革认真做准备。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敞开胸怀，少一点“社会主义就是好”式的生硬宣传和简单举例，多一点对西式民主优劣及其适应性的贴近心灵的说服性解释与宣教，不再将西式民主视作洪水猛兽----甚至从不敢正面看“她”一眼----或许反而更能赢得年轻人曾经逆反的心，更能使某些奉“民主”为宗教者慨然还俗，进而减少无端的社会风浪。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