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两月余，伴随其上任的反腐风暴越刮越猛，近日已经报道,有媒体已经开始为中纪委四处“卧底”，旨在挖掘金融领域的黑幕。新华社各地记者也开始聚集一堂，紧急成立反腐先锋队来助中纪委一臂之力。有观察人士警示称，作为社会公器，行使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天职，只不过跻身中国的反腐大潮之中，媒体报道官员贪腐，谁来监督媒体腐败？这也是人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新媒体、传统媒体齐上阵
1月22日习近平一系列强势讲话再将中共反腐推上了新的高潮：“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
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以《财经》杂志牵头的中国国内财经类媒体，不仅按照官方意旨加入到了反腐的行列中来，还以中纪委“卧底”的身份肩负着急先锋的重任。就媒体动作来看，《财经》多名资深记者现已“改行”，利用其多年公司调查经验来“专业反腐”，以便挖掘金融领域的腐败黑幕。
媒体称为反腐利器本无可厚非，在美国，媒体也曾对反腐作出很大贡献。1870-1920年间，美国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从11%上升到62%，而腐败是新闻热点中的热点，吸引了记者们的普遍关注。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曾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等6个城市的政治状况，将政商狼狈为奸的现实发表于自己任主编的《麦克卢尔》杂志上，1904年又汇编成书《城市的耻辱》，在美国热销。斯蒂芬斯等一批黑幕揭发者通过自己的调查和文章，让全社会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和危害。
事实上，在财经媒体“卧底”、新华社临时从各地抽调记者组建反腐先锋队之前，媒体在中国反腐过程中的作用已经是不容小觑了。陕西“表哥”杨达才、重庆不雅视频主角雷政富，以及新近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房妹、房姐等接连遭曝光甚至被查处，无一不是以微博为平台、自下而上反腐的典型。
除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的举报助阵外，官方媒体在推动、倒逼中纪委反腐方面，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功效。比如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新年伊始牵头对反腐中存在“烂尾”的情况进行追问，以及党报《人民日报》、团报《中国青年报》其后对官员“热回应、冷调查”这一既成套路的接连批驳等。虽然比照于《财经》类媒体的“卧底”，前者的监督和倒逼痕迹明显，但在引导民意、形成全民反腐格局上，甚至于施压于中纪委，将反腐落到实处上，起到的作用更胜一筹。
丑闻不断 媒体潜规则亦是“苍蝇”
无论哪个领域，腐败的主体都是人。媒体也是由人组成，从业人员的良莠不齐，致使媒体向世界展现其职业正义与社会责任的同时，媒体腐败也一直存在。
2002年6月，38名矿工死亡的山西繁峙矿难世界，11名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贿的丑闻震动了新闻界。后更有知情者透露，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四处布下眼线，只要是外地记者，一经搭上、议定价码后，就用金钱和金元宝“打点”。
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2006年5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中国食品质量报》社等4家报社记者以新闻报道为名、敲诈钱财的行为。其中，《中国食品质量报》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伪造生猪注水销售的录像带，以“曝光”相要挟敲诈某食品公司30万元；《中华工商时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以批评稿“阅后见报”敲诈浙江省石油总公司18万元；《经济日报》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以帮助“曝光”为名诈骗1.8万元；《中国工业报》原河南记者站副站长陈金良以存在问题相要挟向某建设局索要2万元。
2011年下半年，达芬奇家居爆出造假传闻，2012年1月，《京华时报》总经理崔斌涉嫌协助达芬奇家具公司摆平丑闻，收取300万元酬金。
另外，“山西最牛假记者叫板新闻出版局”、“重庆假记者李某吓唬驾驶员遭拘留”、“涉嫌敲诈橡果国际案两记者获刑3年半”、“扬州晚报记者参评中国新闻奖违规事件被严肃查处”、“记者沦为‘抄级记者’”……一大堆真假记者抑或真假难分记者们的造假欺骗、敲诈勒索、抄袭剽窃事件使本来承载着崇高职业理想的“无冕之王”成为了无“面”之王。中共原来对宣传干部的要求最严厉，监督也十分严格，但自实行市场经济后，原来的管理方法已经跟不上节奏，正如中国官场欠缺一套治贪制度，中国新闻界也一直在中共“党”的管控之下，除了媒体人自律外，尚欠缺一套行之有效监督管理制度。
2007年，北京的“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訾北佳被按照刑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新闻学者展江之后在苏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认为“纸馅包子”假新闻案件由刑法来量刑而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来量刑是当前新闻法制不完善的一种尴尬。
媒体需警惕沦为斗争工具
有观点认为，要在中国彻底消除腐败，就需要一个公正、不惧权势、不畏强暴的新闻媒体。但是，中国从1984年起就在全国人大酝酿起草“新闻法”，几经周折，至今仍未出台。“新闻法”难产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共不愿以法律形式肯定新闻界业已享有的有限的自由，更不愿扩大新闻界的自由空间，媒体独立地位缺失导致行业荣誉感缺失，致使有偿新闻、商品化新闻在中国滋生繁衍。
作为具有社会监督者角色的新闻媒体，在“参与”反腐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话语权，受制于某个机构或团体，就容易沦为工具。没有人怀疑包括微博在内的自媒体，在中国商战中的作用已经日益凸显出来，一系列“微博”事件不断冲击人们的视野，投诉、口水战、爆料、对赌等等不断上演。如果运作不当，捕风捉影，在中国大刀阔斧的反腐浪潮中，媒体也可能沦为官员权斗的工具。
2012年8月，一组疑似安徽省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等男女群P“艳照”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照片内容不堪入目，网络群情沸腾。由于多起官员艳照被证实确有其事，民众纷纷呼吁当地政府处理相关人员。但是最终照片被证明另有其人，发帖人向相关当事人道歉。因此，有责任的媒体，就需要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找出事实真相，而不是捕风捉影未经求证的人云亦云。
同样，观察人士认为，媒体反腐信息的披露中，一旦有了急躁心态，捕风捉影，急于抢新闻，揭贪腐，也很容易陷入一些别有心机的信息发布者布局之中。如此，对于清白者则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也会令媒体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不再，当省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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