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公布财产的唿声，十八大后响彻云霄。中央更在各地找试点推行，其中广东省纪委称，稍后到港澳学习。大陆学者表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之声倡议了廿六年，一直未能成事。即使现在落实试点推行，但相信最终“走过场”敷衍了事。
广东省上月召开“两会”时，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公开承诺，愿意带头公示财产，佛山市市长刘悦伦及深圳市市长许勤之后紧随表达同类承诺。但是，彼此都讲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接到通知”才会做。主动程度远逊于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今年一月，率先主动公开个人的家庭财产，更极力唿吁尽快落实中央政府26 年前已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要接到中央政府通知要求，才公开个人财产的做法。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乔木对于这条件式的公开，未感奇怪，因为体制内有很大的阻力。
乔木：体制内部有很大的阻力，有好多官员讲财产是隐私，不能公布，也有讲公布后可能会带来时机不成熟或带来社会的影响。
他指，中共十八大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声音特别强，网民又不断揭发“房叔”、“房姐”等个案，因此，中国的官员面对很大的压力。但是，官员总有不同的解释抗衡当中包括“隐私”、技术不成熟、难统计、如何计算官员的财产等。
乔木认为这统统是借口，因为官员公布财产的做法，很多海外国家都已推行多年，中国的大学亦有相关研究，故已俱有相关技术;至于隠私问题，他指官员是为纳税人服务，收入便应该公开透明。此外，有些官员更刻意把个人的生活与公职身份混为一谈，图混淆视听。他觉得，虽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贪，但是，他们不愿公布的原因是“心里有鬼”。
乔木：说白了，就是心里有鬼。若你真的是依靠合法的收入，为什么不敢公布?此外，官员不是一个个体，他是在政治体制系统里，必须要有制度性的变革，不能只是一个或两个官员公布，那会带来他的同僚、同行的记恨或不满。
事实上，中国官员也有财产申报制度。但是，图有形式而已。
乔木：中共的内部，一直有内部申报制度，官员向内部的组织部门上级有一个申报财产。但是，这只是做形式，填表。此外，外部是不知道的，只是给党员，只是给组织内部申报。
乔木觉得，以现时中国社会中央高度极权化运作，只果中央领导带头，下面自然跟上。现在问题是，中央是否有决心做。不过，中央对于官员申报财产的做法，却似有方向，且已找一些地方作为试点推行，但是，乔木认为这做法，麻烦会更多。他说：试点恐怕更麻烦，因为这东西不是改革开放的那种试点，恐怕是基本制度及理念需要关切。现在是你不公布，我也不公布，大家都不愿意公布，因为有“鬼”的害怕公布，无“鬼”的害怕公布后给别人拿我的事来“枪打出头了”，找麻烦。
1987年，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首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8年后，1995中央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再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4 年后，2010年再出《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将当中的条文仔细化，包括第3条述明，党员领导干部除报告自己的婚姻状况外，即使配偶、子女在国外或境外的定居状况或是否担任外国或港澳台公司驻华的主管人员、子女有否与外国人或港澳台居民通婚都有申报。但是，资产的申报方面，则只问该党领导干部个人与配偶及共同居住的子女在国外或境外经商的情况。倘有隐瞒，由有关单位、组织或部门调查，惩罚包括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可是，仍旧没有官员认真遵行。2012年，官员申报财产之声再响彻云霄，中央遂颁布会找试点先推行。于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江苏淮安率先推行。去年底，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及北部尚未开发的韶关市始兴县又被定为试点，不过，官员仅限新提拔、科级或县处级。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接受《南方都市报》访问时更透露，官员的申报是“公示”即不会公开。虽然，有关消息尚未证实，但是，广州市纪委发言人梅河清指将会在春节后往香港及澳门参考有关官员申报资产的制度。
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坦言，官员财产申报若不公开，只供内部查阅，制度之意便了无意义
李卓人：大家知道内部有包庇，互相包庇了，最后，继续贪污腐败，继续隐瞒资产，所以，若只是内部(公布)，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有关制度迄今仍只限于找试点推行，他质疑“问题是，是否给贪腐的官员时间，转移资产。现在已公开讲明他朝要申报，现在已有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做工夫。”
互相包庇的事例，最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被”双规”的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她分别涉及国有上市企业“中山公用”的内幕交易，更滥用职权安插配偶、子女及2 名弟弟经商办企业。政法、党工委办中有关保密、档案、信息部门等多个政党部门更有亲人掌管。最后，农民家庭出身，只有小学程度的李启红被查出拥有财产20 亿人民币。
李卓人说，只有公布制度并不足够，必须要有独立调查贪腐的廉政公署才能真正肃贪倡廉，中国政府认真设立财产公布制度之馀，必须要有独立运作的廉政公署并存，方能打击贪腐。至于，香港的申报制度，现时全港有16万公务员，但只有3100多名重要岗位的公务员要申报财产，当中包括特首、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李卓人说，纵使运作多年，但仍有不足的地方，如披露资料不足兼欠缺明确的惩罚制度。
至于澳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议员区锦新更笑说，澳门的申报制度是不透光的阳光法案。他说，澳门有两套的申报制度，一套是仔细，但另一套就十分粗疏。可是，仔细的一套并不公开。
区锦新：可是，这一层不透明，不是对外公布，申报就储存在廉政公署或终审法院那里，除非遇到有官员涉及贪污刑事，法官下令开启申报的资料来看，来理解财产是否不合理增加。只有这情况才可以开启。
即使被形容为澳门开埠以来最大的贪污案，前运输工务司欧文龙贪污案，区锦新并未有听闻法官下令要求，开启欧文龙申报资产密封了的申报表。至于公开的部份，跟香港做法差不多。有关制度去年才成功在立法会通过，仍未知何时实施。但是，条例通过前亦遇有很大的阻力。
区锦新：有些官员甚至讲不想让太太知道自己有多少物业，也有议员说不想太太知道自己有多少生意。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成名指，官员公布财产制度的重要性是由于世界各国都饱受贪污之苦，尤其是高级的官员，若没有申报制度，这便很容易有诱因进行贪污，继而危害社会，不能履行公职。
对于官员挂在咀边的隐私问题，他则说，隐私是一个概念词，掌有权力的官员在履行公职时，市民大众会关注他是否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因而市民大众对官员的无私有合理的要求。他又说，官员公布资产有一个警剔作用。
成名：若公开只是内部，这牵涉公开资讯的官员，他可能会获另一官员坦謢，即所谓官官相卫。相反，若向整个社会公开，这些官便有大压力要保持清廉及无私的状态。
虽然，负责党纪的中纪委何时定出全国性官员公布财产规定，仍未有消息，但是，中国的公民对于贪腐的厌恶性已到沸点，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让民众有监督权的唿声更响彻四周，究竟中央政府会否真正聆听市民大众的声音，仍须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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